【醒语】白墨—向灵魂的战书 at 小刀周遠的瘦人志

　　——必须相信，我们的灵魂的内核，沉淀着民族文化伟大的创造。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主观客观因素的揉合之下，这种创造在今天我们的心灵深处幻化出一副多么狰狞的面孔。而我们不敢正视并且正在极力地美化它。对于生活在精神危机中的人来说，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但灵魂已溶入了历史的延续，只剩下那对未来的憧憬在千疮百孔的现实中痛苦地呻吟。我推崇尼采的“战斗的人生”并且首先向自己开战，用尼采阐述哲学的“锤子”猛击我们的灵魂吧！令痛苦驱除麻木并达觉醒！
　　——与扭曲了的历史的产物——心灵的魔鬼决一死战，我们首先去揭开历史的面纱，寻找现实创痛的根源。
　　——一。“争沸思维”的历史与现状——如果要把贯穿于中国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的思维方式概括出来，我想不出比“争沸思维”更为确切的词语了。这可以说是一种感悟吧。当我凝神于透明的电热杯中将要沸腾的水时，总是发现底部的水在热的作用下凝成气泡，抵住来自上方的压力，猛然向水面冲去。但是，当它们冲出水面时，却又爆裂开来，与上层的水一同压制下面气泡的上升。我顿然而悟，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不断争沸的过程，周而复始的演绎着压迫与被压迫不断变换而又换汤不换药的闹剧。
　　——我们的理想不在于民主、自由和平等，因此它无法成为我们意识中最基本最稳固的一部分。我们期盼的是当“主人”，说到底是昨天我被别人踏在脚下，明天我就要把别人踩在脚下。这实际上是奴隶意识的延续，是被长期压抑下变态的反叛，是由被压迫者一跃而成了压迫者的原始的强烈的迫切的愿望！
　　——曾为美国影片《勇者的心》沉思许久。影片描写的是十三世纪英国的苏格兰人民起义。当苏格兰士兵面对强大的英格兰军队时，平民起义军首领威廉。华莱士大声疾呼：我们必须为自由而战，不要惧怕英格兰强大的军队，“他们或许能够夺去我们的生命，但他们永远无法夺去我们的自由！“。最后，当威廉。华莱士被英王长脚送上断头台，面对侮辱和死的威胁，他简短的遗言竟只是声嘶力竭的一句：”Freedom“。再看看中国的历史。从”大楚兴陈胜王“到张角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再经过无数次”救万民于水火，免黎庶以倒悬“到李自成的”均田免粮“与太平天国的”有衣共穿，有粮共食，有钱同使“不是设立一个可以君临天下的偶像，就是以所谓的天道来愚弄百姓，要不就是把一切精神与人身的权利抛开，以物质利益诱骗民众，让他们代天下易姓，挣脱镣拷迎来枷锁。说到底不过是为一姓之天下而驱万民于水火，还要美其名曰：”吊民伐罪“。在这种历史文化中，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对于我们来说是极端陌生的。我们的灵魂深处根本没有这些概念的存在。
　　——主观上期盼变换压迫与被压迫的地位，客观上就必然地容忍不平等的现实存在。以至于当陈独秀先生说他设想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府，实行名符其实的自由、平等、博爱时，追随他的濮清泉竟然“吃惊地问他，我的天呀，那是什么政府，又是什么自由、平等、博爱，难道林肯的政府是人民政府吗？法兰西共和国实行自由、平等、博爱吗？”。濮说陈独秀把“民主提到无限的高度”以至“仇视任何形式的独裁，他不管是资产阶级的独裁，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一概反对”。照濮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竟是一种独裁。不知道濮先生是没有弄清什么叫“独裁”还是不明白“无产阶级专政”为何物。或者濮先生认为“独裁”只要冠以无产阶级之名，便可以理所当然名正言顺。无产阶级专政与不断完善的法律体制结合起来，不仅赋予人民最为广泛的民主，同时还在最大的限度上保障专政对象的合法权益。然而，人们为之孜孜不倦并且不惜以抛头颅洒热血为代价而追求之的最广泛的民主人权在一个革命者的思想中竟然是一种独裁，这未免有些可悲。这样的革命者能将中国引向何方？张文显先生论及马克思主义
　　与人权的时候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和理想是要建立一个真正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的社会……以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为主要内容的人权口号虽然是资产阶级首先提出、并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的民主和法制原则，但它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正如陈独秀所说的，这些口号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他们做不到，我们要做得到！如果象濮先生设想的那样，那么我们便又坠入了“争沸思维”的模式，马克思说：“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如果把无产阶级专政同民主对立起来就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的变相的专制。这种专制更具民主虚伪性和欺骗性。可悲的是革命者的思维摆脱不了那种奴隶意识。为什么从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中无法寻觅到反奴隶性的闪光呢？
　　——与中国文明遥遥相对的有古希腊文明。两种人类文明一同走过了原始民族以血缘为基础的神授王权政体的历史阶段，却踏上了不同的未来。前者走向封建的绝对的专制主义，后者则走向城邦自治。顾准先生对中西方历史作了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西方社会建立了以契约为基础的政体，是希腊人的航海活动所产生的深远后果打破了原始氏族神授王权的以血缘为基础的政体使然。而我国历史的春秋战国时代却没有类似于希腊的航海活动以形成的对商、周时代“神授王权”传统的冲击，所以中国的历史只能选择绝对的专制主义来完成中国的统一。专制主义使国家统一且文明得以保存，然而历史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中国社会因此而停滞不前。数千年的绝对专制主义思维逐步地剔除了我们思想中自由平等民主的潜在因素。使我们成为被压迫的玩偶和压迫的工具。
　　　　　　　　　　　　　　　　　
　　——卢梭认为，作为社会的每一份子，其权力是平均且弱小的——平均表现在人人平等拥有，弱小则表现在任何一人都无法单独地或小集团式地支配社会的运作——然而每一个社会成员出让了自己的一小部分权力，并将其集结而以契约的形式赋予他们推举出来的少数人，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人拥有民众出让的由弱小聚集为巨大的权力，并以此来支配整个社会的运作。由于权力以契约的方式赋予，被推举者与民众间形成了权利和义务关系。因此被推举者一旦不履行其义务，即为违约。民众即可与其解除契约关系，使他丧失支配社会运作的权力。
　　——当卢梭发表他的《社会契约论》的时候，中国的思想家还在高呼着“国不可一日无君”，还在做着“内圣外王”的痴梦。《易经。观》云：“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译成现代汉语，大概是“九五，受人观仰且能自观其身，君子不会有灾祸。”“九五”
　　即居至尊之位，居至尊之位者必受万民之崇敬与观仰。但与此同时其不免产生唯我独尊之感，故至尊者必须严于律己，即所谓“受人观仰且能自观其身”。这恐怕就是“内圣外王”的雏形。社会不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而要统治者道德自律以民为本，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历史的脚步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封建帝制在中国被推翻近百年，民众本应从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奴役中解放出来。一场新文化运动为我们带来了“德先生”与“赛先生”，但国人对两位先生依然陌生，社会的不平等之源植根于我们的灵魂深处。在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的新型社会架构又笼罩在阶级斗争的阴影中。我们艰难地在残酷的政治风云中苟延残喘。当中国开始意识到必须停止一切野蛮而又幼稚的政治行为时，我们可悲的思想深处，平等的意识早已沦丧，不平等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在我们看来，“主人”与“公仆”之说只是一句口号，“公仆”车队长驱，“主人”道旁让路。“公仆”贪污腐败成风，“主人”无可奈何……等等等等。这一切蔚为“奇观”，似乎是对“主人”与“公仆”之说的嘲讽。而“主人”与“公仆”之说本身就蕴含着不平等的根源。主仆之间何来平等？法律的真空以及权力的滥用，更使这种“主仆”的关系在实践中倒置。国家法制不健全、官员权力得不到有效限制，那么我们的“最广泛的民主”恐怕要成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然而在民众的意识中，官僚主义与官本位几乎是被认可的。“公仆”行为的应然性是在组织管理中体现出最核心的服务性。但我们所认可的则只是实然的“管”，“服务”仅仅是披在高高在上的“管”字身上美丽虚幻的外壳而已。
　　——不合理的现象得到了我们来自心灵深处的认可，那是因为我们在重复的运用着腐朽的思维方式。一群意大利孩子来到中国和中国孩子联合夏令营，领队的中国老师把几个意大利孩子任命为组长，并对他们说：“你们有责任管好你们的组员。”意大利的孩子不解地问：“老师，我有什么权利去管他们？”老师诧异地问：“难道你们在学校里没有班长，班长不是要协助老师管理好一个班的吗？”意大利孩子答道：“我们的班长是我们全班同学轮流来当的，班长不是管我们的，他的义务是做同学的服务工作。”在这个意大利孩子的口中，出现的“权利”和“义务”的字眼，在中国孩子的心目中，究竟有多少份量？中国孩子从小就知道在班里当上班干部，就可以“大权在握”代替老师管理班里的同学。随着年级的增长“班干部”逐渐与某种利益等值。每年高考，文科考生的数量都有所增加，他们的想法是“将来谋个一官半职好出人头地”。余杰描写北京市民在官员的座车驶过长街时，对自己的孩子说，你将来能到这一步，我死也瞑目了。这一系列的现象，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最根本的在于我们仍然没有从灵魂深处“争沸思维”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我们认可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并且由此而竭力将自己推向强势方。这只能导致两种后果，一是进入强势方后利用一切手段来维护不平等状态的持续存在；一是无法进入强势方而在客观和主观的双重作用下认可不平等状态的持续存在。
　　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都是令人悲哀的。这种恶性循环得不到抑止，我们的灵魂就永远的坠入不平等的黑暗的深渊。中国告别封建帝制已近百年，但我们的帝王梦并未结束。电视台频频推出宫廷戏，暴君艳后一个个成为才子佳人。电视广告中，一些酒家为招揽食客，推出什么满汉全席，入席者须着皇帝、皇后龙凤袍，服务员则身穿太监宫女衣冠。
　　那些假皇帝假太监的样子令人一看就觉得恶心。这仅仅是好奇心理，还是我们的潜意识中依然企盼着“宫廷式的享受，奴隶式的服务”，企盼着把奴役作为最高的享受，哪怕只是一顿饭的功夫？
　　——二“齿轮意识”与“无我境界”
　　——如果社会是一台庞大的机器，那末我们的意识体系中，我们仅仅是一个个的齿轮，是作为社会运作的工具而存在的。“齿轮”只是一种比喻，古人当然不知“齿轮”为何物，但是“齿轮意识”却贯穿了整一部历史，占领着我们的客观世界。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尺度不是“贤愚之分”而是“忠奸之辨”，而这种“忠”事实上就只不过是听话的工具而已。
　　——儒家的“民本”在封建社会的集中体现是民众的工具性，我们从李世民对君民之间的“舟水”关系的阐释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世民的所谓以民为本的“贞观之治”
　　也不过是为了使“舟”不致为“水”所覆而已。“水”仅仅是载舟的工具。正如郑良成先生所言：“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有实质的不同。民本主义是正面意义的家长主义，它重视人民的福利，但反对给人民提供平等发表意见的机会，因此民本主义的理想中并没有权利平等、有限政府和民主政治的位置，它所追求的是且仅仅是‘开明的专制'或’开明的人治'.”统治者往往通过镇压与施惠两种方式来保证其地位的稳固。实施前者，总被斥为暴君，并且往往在压迫的极限中被民众反抗的力量推入历史的东去长河。实施后者，民众则会称其为仁君而在不平等的状态下享受微乎其微的物质满足，并且心甘情愿作为工具和奴隶而存在。
　　——这种工具意识有着其哲学的根源。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形成“无我境界”。
　　作为价值主体的“自我”在所谓的“天道”之下被完全吞没。对于尼采的“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陈鼓应先生认为应译作“生命本身就是冲创意志”更能与尼采的整个哲思体系吻合）。一位中国学者评道：“就生命而言，撇开弱肉强食的一面，这与我们《周易》中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是十分的相似吗。但并不完全相同，中国人是主张’天人合一'的，我们的‘自强不息'就是’替天行道'，而且要是‘君子'，不可是’放浪形骸'之人。”这种类比和解释显然是可笑的。但也暴露了中国哲学强调“天道”而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天人合一吞没了个体生命的独立意志。这种哲学思维在思想领域成为消灭主体人格的逻辑，一旦切入政治领域则变为独裁专制的工具。封建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为基座，设计出一套蛊惑民众的“天道”，我们的民族就是在这样的“天道”之下生活了几千年。君主代表天的意志，人民除了向“天”履行义务，别无选择。
　　——当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三阶段的社会形态，权利本位思想及实践代替了义务本位的社会意识。人们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且享受“自我”所拥有的一切权利。这种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自我”作为生命价值的主体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且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而我们还在为“天人合一”沾沾自喜。尽管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继承并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状态，权利本位的思想从法律中得到很大的体现，但我们的灵魂还生活在封建的天道之中，法律只是对客观行为的调整，它无权干涉人的主观世界。一个连权利意识和对“自我”进行维护的意识都没有的人，法律的权利保障性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美国柯达中国公司的员工守则里规定：生命重于财产，当发生险情，员工可放弃对机器设备的保护，迅速离开岗位。一名中国工人为会议室更换电灯，由于人字梯太短，够不着，中方管理人员要求他用椅子踮着梯子去换，却被美方管理人员制止了。美方管理人员用高于电灯十几倍的租金租来建筑用的脚手架让这位中国工人更换电灯，并说：“我不能让我的员工受到任何危险的威胁。”
　　对此，中国工人的反应是：“美国佬也太多事了！”不管美国佬的行为抱着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但是中国工人的反映却令人悲哀，我们为什么连一点自我保护的权利意识都没有，甚至于当我们的人身与人格得到他人的保护和尊重时，还要怪他人多事？另一方面令柯达公司的美国佬感到奇怪的是，没有上锁的文具柜中的文具总是不翼而飞，甚至边饮水机旁的一次性纸杯也“损失惨重”。后来发现竟然是被中国工人偷回家去。当老人们慨叹世风日下的时候，我们总感觉到“私利”以成为我们疯狂的追求目标。包括一切的贪污腐败，无不显示出国人自私心理的极度膨胀和对物欲的永无止境的追求。
　　——你也许会认为这将给我的分析带来矛盾：到底我们的自我意识是出于朦胧状态，还是膨胀至唯利是图了呢？我并没有给自己制造悖论。作为人的自然性的一部分，“自我意识”存在两种状态，即常态的自我意识和变态的自我意识。前者表现为“自我肯定”
　　、“自我保护”和“自我超越”三个递进且循环的阶段。而后者则表现为“自我”的无限膨胀，继而对功利的疯狂追求，以无止境的纯粹利己欲望为中心并且为此而不择一切手段。胡适先生在阐述人的“存我观念”时说：“一切有生命之物，都有‘存我的天性'…
　　…人类智识发达，群体的观念也更发达，故能于‘存我'观念之外，另有’存群'的观念；不但要保存自己，还要保存家族、社会、国家，这才可使自己的生存格外稳固。后来成了习惯，社会往往提倡爱群主义，使个人崇拜团体的尊严，终身替团体尽力，从此遂把‘存我'的观念看作不道德的观念。……其实’存我观念'本是生物天然的趋向，本身并无什么不道德。“（《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先生所言的”存我观念“显然是常态”自我意识“的最基本的内容。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杨朱提出”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自我“作为生命价值的形式主体而存在，要求个体生命首先肯定其自身的地位，并且本能地对自身的利益进行维护。在不损害其他个体生命利益的基础上，尽己之智，竭己所能以存我之利。这就是杨朱的”存我主义“，不难看出，其核心是”不损人而利己“。
　　——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组成社会这个庞大体系的因素，所以每一个因素或者组成成分本身的完善与发展是社会整体迈进的基础。没有个体生命的保存自我为目的以不损人而能以利己的手段维系生命延续与发展就使整个社会的发展失去了根基。正如贝多芬的《命运》中每一个音符都不可忽略一样，社会必须对它的组成因素有足够的重视和维护。
　　社会从总体上必须以维护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利益为宗旨而存在，它没有权力命令或引诱任何一个个体生命为其做出牺牲，否则它就是非道的。而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看来，每一次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都无一例外地以一部分人的鲜血甚至生命作为祭品。《商君书》中记载了商鞅鼓动秦孝公变法时道：“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商鞅推行变法的思维方式是“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他在血与火的改革中把中国历史从奴隶社会推向封建社会，将西方社会远远地甩在脑后。然而到了近代，当中国社会还在封建的沼泽中挣扎的时候，西方社会已用民权代替了君权，把我们远远地甩在了脑后。在我看来，“独夫虑始”同“与民乐成”本身就是矛盾的。纵观历史，中国社会的变革一直遵循着“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的“规则”，以民众的鲜血和躯体凝成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凝成我们几千年“灿烂的文明”。“民不可与虑始”是统治者通过牺牲部分民众的利益完成社会推进的思维方式。而“可与乐成”正是掩盖社会变革的残酷性的绝妙谎言。以独夫之志虑天下之始，统治者把整个社会的运作玩弄于一人或少数人的股掌之中。变法总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民众来缓解国家的危机。以往一切错误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后果，理所当然地由民众来承担。而统治者在生灵涂炭，饿殍遍地的情况下，仍然腆着他的大肚子稳坐龙廷，未见消瘦。这就是历史向我们展现的沉痛事实。统治者操纵着社会运作的庞大机器，而民众只能作为一个个的齿轮依附于机器上。他们严格上并不是人，而仅仅是工具。因为最根本的代表个体生命人格的“自我意识”在民众的潜意识中早巳尘封。之所以说“尘封”是指“自我意识”作为人的自然性的一部分是无法剔除的，只是受到抑制而隐匿。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自我意识”的变态的显现。
　　——有人认为“世风日下，利欲薰心”的今人思想现状是由于封建流毒的残余、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的外来不良影响所造成的。这种观点看来似乎不错，但我认为假若我们的灵魂深处起了一场化学变化，那么上述三者是催化剂而不是引起变化的根本原因。我想我应该从一个前人从未论及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为此，有必要引述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鲧治水以“湮”（即堵流）故水患益甚，而禹治水以“导”故水患得以根治。与水相同，对任何一种意识不加引导而一味抑制，只能导致这种意识的变态的反叛，而不可能使其消失于无形之中。特别是当这种意识作为人的自然性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时候，抑制只能使其更加疯狂地呈现。有如用手扳住竹子，当手放开时，竹子并不会仅仅回到原来的平衡位置，而会向相反方向激射而出。“自我意识”在封建社会被尘封于人的潜意识中并且积蓄着变态反叛的力量。资本主义推翻了封建的等级制度，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使人的“自我意识”在封建的抑制之中解脱出来。自我意识的萌发使作为价值主体的个体生命实现了自我支配，人们懂得维护自身权益和生命的合理延续。这就是“自我意识”的常态。诚然常态与变态仅仅是一步之遥。因此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地担负起把资本主义时期萌发并发展的“自我意识”合理导向集体主义，使其与集体意识形成高度统一的任务。这是解决“自我意识”从萌发到发展而不至疯狂膨胀的唯一途径。但作为前提的是：必须有“自我意识”的萌发和发展。而在封建的废虚上直接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架构则把“自我意识”连同资本主义一同埋葬。从历史到今天，“自我意识”一直处于被抑制的状态，从来没有被释放过。在潜意识中封闭了几千年的“自我意识”积蓄了强大的反弹力量，一旦在外力作用之下（例如前面所提到的封建思想、文革以及外来的资本主义的影响）就会疯狂变态地呈现出来。这是数千年抑制的结果。
　　　　　　　　　　　　　　　　　
　　——我们不可能再进行一次资本主义式的“自我意识”的发掘。而通过法制的完善对权利本位思想加以肯定，对个体的合法权益加以保护。维护常态的自我意识，击灭变态的自我意识，这是我们唯一可行的途径。
　　——但是，我亲爱的朋友，最根本的还在我们灵魂的深处。这一切都有着久远的历史根源。我曾竭力地呼号：与历史决裂！但扭曲的历史已同我们的灵魂紧紧地纠合在一起。
　　死的历史在我们的心中凝成一个活的魔鬼。我们敢于直面那血淋淋的一幕吗？只要剖开我们的灵魂！鲜血与创痛便会惊醒一向的麻木。中国评论家批判尼采的“向庶民开战”
　　，但他们却没有发现批判的是扭曲的尼采。“超人”哲学、“向庶民开战”其实与鲁迅先生的“改造国民性”并无本质的区别。我们没有资格批判尼采，甚至连“改造国民性”的资格都没有。我们的要任是知识分子灵魂的自我改造（是自我改造，而不是任何外力强制的改造！！）拿起刀来吧！剖开历史与灵魂纠合的心灵的堡垒，在鲜血与痛苦中迸发出醒悟的呻吟之际，将心中的恶魔永远地封入所罗门之瓶！我们的心灵堡垒必须由我们自己来统治！
　　——我的朋友，请握住我的手——这是我所需要的——并且，向我们的灵魂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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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语】白墨—向灵魂的战书

Saturday, May 20, 2006. 发布作者:faydao 2:41:21 PM

Tags: 文存 希望 绝望 灵魂 阅读 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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