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极大地加速了中国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本文从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来讨论这个融合过程，审视了国内外文献在分析这一融合时常用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化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处于半融合状态的中国传播产业的市场结构和意识形态维度，并指出传播权力分配的新的包容和排除模式。分析的核心是各种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存在于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之间，存在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和一个日益分化的社会的传播需要之间，存在于全球化背景下各种社会群体的横向和纵向传播之间。
[关键词]传播业；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世界贸易组织(WTO)；民族主义；民主化；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通过迅速发展的传播产业，极大地加速了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融合。一方面，通过中国入世协议的正式条款，跨国传播公司正在不断扩展渗透中国市场的规模和深度，这是他们全球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的官员、私营企业家等各路博弈者将入世视作物质性和象征性的机会，希望通过入世来实现他们各自有关重组中国传播产业的议程。因此，中国传播体系的基本特征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本文审视这场变革的性质和动因。首先，我评析了有关这场变革的两种流行分析框架。其次，我从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考察了这场变革的根本特点。这就有必要讨论跨国资本和国内力量从结构上重塑中国传播体系的具体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有关传播权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变化。最后，我讨论了这种融合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指出潜在的矛盾与冲突的来源以及中国正在形成的传播秩序面临的挑战。虽然中国的电信、新闻媒介、以及文化产业的开放程度不同，通篇而言，我通过在特定产业中国内国际资本融合的实例尝试阐述一个能够涵盖这些产业的全面的宏观分析框架。
理解融合的意义：两种流行的分析视角
对于这一融合，国内外学术界和新闻界大部分著述大致使用两种宏观分析框架。总体而言，这两种框架可以称作中国民族主义框架和民主化框架。
中国民族主义框架
中国民族主义框架是几种立场的集合。首先中国媒体和学术方面关于此主题的文献往往带有强烈的民族产业视角，这引发“重围下的中国媒介产业”的恐惧。“狼来了”就是对这种恐惧的广为人知的象征性表述。此类论述集中于分析强势跨国媒介公司与弱势中国媒介产业之间的博弈。这种主导性的中国学术和政策分析往往回避有关宏观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问题，而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问题——也就是说，如何使中国传播产业与世界接轨；如何有效吸收外国资本、以及管理、制作、销售经验；最重要的是，如何提高中国传播产业的全球市场地位（江蓝生，谢绳武，2003）。正是在这个框架内，中国官员、媒介经营者、媒介学者为中国媒介产业的重新集中化、合并以及资本化鸣锣开道。也正是在这个框架内，中国的私营资本希望在入世后的国内媒介市场上为自身谋取一席之地。他们的理由是，中国需要在本国领土上组织所有资本和资源——不管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来与跨国媒介公司竞争。
这种民族产业视角往往掺有文化主义因素，关注外国媒介进入的文化含义以及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生存问题。赞同融合的说法持有谨慎的乐观主义态度。这种视角排斥“文化帝国主义”的提法，接受文化生产的商业逻辑，强调中国政府制定文化政策的主动角色，强调中国文化企业家的创造能力，以及强调本土受众在面临选择时会偏向国内节目和“中国文化价值观”。比如说，获得票房收入的成功之后，《英雄》这部国内制作的好莱坞风格的武侠片就被誉为入世后中国在全球市场上对好莱坞做出的回击。同时，还有一种含蓄的反对融合的视角。承续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遗风，这一视角反对“西方文化入侵”和“西方”文化价值观。因为这一视角含蓄地反对官方接受全球资本及其在文化产业方面实际上推行的市场化政策，所以反对融合的视角在中国主流出版物上表现得比较抽象与间接。尽管如此，这种视角在特定场合的表现仍然非常强烈。比如说，2002年4月，在北京的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位资深的国内学者愤慨地谴责了好莱坞在全球的文化霸权地位，批判其“堕落的”文化价值观以及以各种形式引入中国的哈利波特商品的经销手段。
尽管这些民族主义立场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它们具有一些相同的前提。第一，它们对中国文化持有实在论的观点，遵循的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框架，将中国媒介和文化产业视为中国经济和文化力量在全球舞台上的载体。这些话语有意无意地把一种单一的、既定的“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文化”作为他们论证的前提。这里缺失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内涵的讨论，尤其是对其确切的含义是什么，谁是其代表等问题的分析。在这些话语中，政府组织的、市场驱动的文化生产被假定为“中国文化”的当然代表，而社会底层的文化实践活动和非商业性的民间文化生产（从农民的剪纸到地方戏剧再到民间音乐）则有意无意地被排斥在外。以电影>为例，虽然它以一种特定的方式阐释了中国历史和武侠文化，并以中国文化代表的姿态走向世界，但这种阐释是从统治者（秦始皇与他的服膺者们）的视角做出的，而被统治者与弱势群体（比如说，孟姜女们）的视角则被抹杀了。
第二，通过塑造群狼入侵的形象和强调甚至夸张跨国媒介公司的“蜂拥而至”，这种民族主义框架淡化了国内有关力量在中国与世界融合过程中的积极主动的主体性角色。首先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决策者（致力于全球化、现代化的政治精英们）的主体性作用。他们要么将开放国内通信与一部分影视文化市场作为原则问题，其目的是学习“更先进”的管理和制作经验；要么将开放这些领域作为其融入世界的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策略的一部分。比如说，Curtin写道，中国通过在文化产业的让步来赢得提高其他产业竞争力的时间，因为其它产业涉及更多的就业机会（2003，237）。其次是中国传播产业的经营者们的主体性。他们渴望吸收外国资本，与跨国公司合作，成为它们在中国的合资伙伴、供应商和发行商。实际上，中国传播主管部门在管理上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防止国内外企业之间未经授权的合作。虽然张扬“做中国自己的时代华纳”这样的梦想能够形成公共吸引力，调动民族情绪，但是羽翼未丰、立足不稳的国内民营媒介制片人并不真的相信能实现这样的梦想。他们渴望的是与跨国媒介公司合作，甚至乐意被他们兼并，以此扩大自身相对于政府和国有传播机构的权力基础，增加讨价还价的能力。任何人都不应该忽视中国政府和国内资本的全球目标及其全球化动机（Schiller 2003）。毕竟，为了换取中央电视台英语卫星频道（CCTV—9）利用新闻集团和时代华纳有线网络在美国三大城市的落地权，中国政府批准了新闻集团和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华语卫星频道在广东有线电视市场的落地权。事实上，受半岛电视台和>获得全球成功的启发，中国传播业对外开拓的政治和市场愿望变得日益迫切。比如说，尽管中国政府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但是中央电视台显然希望开发战争报道的商业潜力，从而实现其成为“中国CNN”的全球梦想（Chang and Hutzler 2003）。同样，>展示了中国文化商人的全球目标和意在模仿>获得全球成功的思路。这种民族主义框架的最后盲点是中国受众的主体性。谁说像中文版的《世界时装之苑》等杂志的读者是外来文化入侵的受害者？谁说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1998年3月公开表示他喜欢收看凤凰卫视的时事节目时不是在真实地表达融入世界的中国政治和文化精英们的收看偏爱？
第三，民族主义视角事先假定全球性和民族性之间存在着不可兼容的二元对立关系，将跨国媒介公司渗透中国媒介市场的行为等同于文化同质性过程。正如我和Dan Schiller在别处讲过的那样，跨国媒介产业乐于“寄生”在文化差异之中，而不是抚平这些差异——只要这些差异能够带来赢利的可能（Zhao and Schiller 2001，140）。Hardt和Negri也认为，种族和民族差异的“帝国解决方法”并不是否定或削弱这些差异，而是有效地认识现有的或潜在的差异，赞美它们，经营它们（2000，200-201）。Leslie Sklair进一步认为，将全球化和本土化视作相互独立与排斥的过程是一种错误看法：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注的是私营利润在全球范围内的积累，只要能够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对摧毁还是维护本土文化并不特别感兴趣。如果资本家们的利润积累受到有关国家或地方主体的干涉，他们当然会摧毁他们。殖民时代的列强们在它们的扩张计划受到本地企业威胁时就是这样做的。经济全球化使这个过程跟以前有所不同，它使全球化公司能够轻易地将地方伙伴融进它们的跨国网络当中，利用地方伙伴和资源，与地方精英分享利益。总是将全球性和本土性视为两个对立面是对传统实践和传统文化持一种静止的观点的结果（Sklair 2001，256）。
实际上，中国的文化成分甚至中国的民族主义已不一定是中国大陆拥有所有权的媒介产业的专有产品。比如说，在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凤凰卫视立即呼吁“中国可以说不”，从而表达出比中央电视台还明确的民族主义情感。实际上媒介所有者的国籍并不太重要——毕竟，在华语媒介市场上新一代巨头的角逐中，澳大利亚出生的詹姆斯。默多克（James Murdoch）曾经批评香港本土的李泽楷，认为李泽楷的世界多媒体网络提供的英语节目未能取悦本地口味（Manthorpe，2000）
民主化框架
这一框架的观点认为中国融入世界、开放国内传播市场将不可避免地削弱政治控制，从而促进传播的民主化。当然，自从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收回他曾说过的“卫星电视会削弱集权政体”这句话以来，国外有关民主化框架观点的表达不再是那么理所当然了。尽管如此，“民主”仍是国外分析中国融入世界过程的主流话语。显然，这一框架潜在的前提是认为，中国现有的政府控制的传播体系与全球传播市场、跨国媒介公司活动的潜在民主化影响之间在意识形态上不兼容。这是国际传播中影响深远的自由主义学说中“自由流动”信条在中国的演绎。在这一话语体系中，民主与市场，公民的表达自由与“商业言论自由”被混为一谈，而自由本身等同于商品的自由流通（Mattelart，2000，43-44）。这一“自由流动”话语在美国国内有关中国入世的辩论中被推向峰巅，直到国会在2000年批准美中入世协议。业界游说人士、主流媒介评论员、共和党和民主党派的政治家们都以同一口径说话：开放中国传播市场“会使北京几乎不可能控制中国的通信自由”（Davis， 2000）。当时的副总统戈尔就说，“自由传播会增强中国人民对环境问题和劳工权利的认识，国内要求改进的压力会自然地增强”（Davis，2000）。
由于显然的政治原因，民主化框架的观点在中国国内没有得到正面的阐述。但是这一框架是自由主义媒介学者和评论家在香港和海外出版物上发表的言论的主要内涵。他们将“外国媒介进入”视为要求政府放宽政治控制的话语资源，将媒介自由视为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有机部分。这种观点的逻辑如下：在西方，媒介自由和资本主义手足相连，与全球资本主义融合自然会带来媒介自由。比如，有位国内学者在一篇发表在香港某刊物上的文章就认为，入世能够缩短外部世界和中国的“信息沟”。他认为西方国家拥有的信息远远超过中国。中国体系开放之后，这个信息鸿沟自然会被缩小。因此，降低入世冲击的最好方式是在国内传播敏感和负面信息，从而提高中国公众对负面信息的承受力。这位学者还认为，中国公众对负面新闻的承受力要比领导层所预想的强。同许多人一样，这位学者主张用法治来代替随意政治控制，相信入世最终会使中国政府接受国际通行的媒介规制和“游戏规则”。
民主化框架的确是一套强有力的言辞。作为一个带有强烈的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它尤其反映了国内自由主义精英希望通过入世在中国政治中确立稳定公开的、精英内部能讨价还价的政治机制。但是，作为一种学术分析框架，它有明显的局限性与理论盲点。原因如下：
首先，民主化框架低估了中国政府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能在与跨国资本的谈判中维持其审查制。比如说，时代华纳/美国在线和新闻集团星空卫视的华语卫星频道在广东落地需要遵守三个原则，其中之一是广东有线电视网有权封锁传输中的敏感信息。而且，正如《华尔街日报》直言不讳的评论所言，象鲁伯特。默多克这样的跨国媒介巨头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时，不仅“发现他的控制能力远远低于预期”，而且由于他吸纳了持股人的大量资金，因而对他们要求媒体自我审查以规避风险的呼吁也变得难以抵制（“Beijing Calling，”2001）。事实再简单不过，跨国媒介公司是在中国赚取利润，不是在中国公民中促进民主传播。正如Lee所说，跨国媒介公司不是民主的信使。它们会坚持“政治正确性”，就像许多赞成在中国（按照中国方式）“降低劳动者待遇、更多地限制劳工权利的美国公司一样。”（2003，10，重点为原文所加）。
第二，假定外国媒介可以不经过滤地进入中国，美国主导的跨国媒介在报道全球事务时对威权政体也持有双重标准（Herman and Chomsky 2002）。因此，即便假定外国媒介可以不经过滤地进入中国，民主化框架也与跨国媒介公司这些有案可稽的行为相矛盾。虽然中国绝不是美国的附庸国，并且美国在报道中国时，民主和人权的话语仍将是一个相关的意识形态框架，但是像跨国资本主义其它部门的公司一样，跨国媒介公司有一个更为紧迫的任务：为自身在中国的资本积累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民主并不能孤立地存在于特定的国际关系和阶级利益与冲突之外。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各国的民主演变存在变幻莫测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国家之间的霸权关系”（Petra and Veltmeyer 2001，110）。从美国媒体对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干涉，尤其是1972年对智利民选政权的颠覆，到他们对叶利钦轰击俄罗斯议会的报道，美国的跨国媒介公司忠于民主的传播记录充满变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跨国资本在当地的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长远利益。虽然“游戏规则”能够为资本积累创造可预测的、稳定的条件，并会创造相对优越的媒介规制形式与公共传播环境，但是政府总能利用严厉立法来阻止公共表达。所以，Keane（2002）认为，在分析中国入世的政治意义时，轻易地将市场自由化、多元化与市民社会联系起来难免会有牵强之感。
第三，民主化框架假设全球资本主义与中国之间存在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冲突。当然，中国仍由共产党执政，奉行重新定义过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原则，中国政府和西方媒介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在所难免。但是，自从中国接受市场理念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来，全球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便产生了相当的共通点。更何况，保护私有财产，保障人权等原则已被载入宪法。更明显的是，随着中国社会逐步具备现代市场社会的经济和文化总体特点，包括社会分层，贫富差距明显等特征，资本主义媒介与中国媒介在意识形态方面互相促进的可能性存在相当空间。比如说，前总书记江泽民就赞赏好莱坞巨作>在阶级关系方面的表达，认为它对中国的思想工作有用（O‘Neil 1998）；目前，中美两国在反恐话语框架内也不乏存在共同语言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划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界线呢？总之，不作具体分析而以必然的意识形态冲突为立论的前提是思想僵化的表现和冷战思维的继续。
最后，民主化框架，尤其是以上所提及的某些中国媒介改革者表达的那种民主化框架，忽视了中国深刻的社会矛盾以及传播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公众有能力处理负面信息，这当然是对公众的一种尊重。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包括传媒学者在内的城市精英和改革的受惠者们能否承受诸如下岗工人集体抗争、农民暴力抗税等负面新闻，而是媒体愿不愿意在改革过程中使这些群体获得更多的话语权。退一步讲，是对这些新闻的报道（哪怕是“纯客观”的报道）会不会使这些行为合理化，并通过这样的新闻在同类群体中的传播导致更多并发行动的问题。进一步说，传播领域开放角度的问题是与中国的精英群体在何种程度上愿意与“过剩的”工人与“低素质”的农民在利益分配上取得妥协，以达到真正的社会和平与稳定的目的相关的。目前，占人口少数的城市居民害怕受到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排挤，官员们和私有业主害怕另一场极端的社会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者有必要正视威权主义政治存在的深刻的社会基础，并把传播问题放在这个阶层关系和社会冲突的背景下来理解。且不说政治审查制，以民主化为框架的分析还常常忽视了新闻自律和市场限制问题，以及中国媒介、中国政府和日益分化的中国社会之间的复杂权力关系。
融合的轨迹：一个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中国媒体的市场化成就：一个更长远的视角
通过一个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传播产业与世界体系的融合轨迹。第一，将中国20年的“开放”及其最近的“入世”放在更长远的历史环境下进行考察非常重要。“开放”的说法以及严格意义上将“入世”作为中国传播产业的新开端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传播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开放”的，即便在改革之前也是这样。不管是传统文化还是国家社会主义文化，情况都是如此。而在分析中国当代文化时，这两种文化是最显著的遗产。纯粹的“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不一定是单纯孤立地存在，而且不容易界定（长江文化还是黄河文化？），从佛教到马克思主义等外来思想长期以来就塑造着中国文化。在改革前，文化孤立主义也不是官方政策的选择。说到这里，必须区分文化孤立主义与有选择地引进外国文化的差别。解放后，中国重新确立国家对传播系统的控制，排斥资本主义文化，但这些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对外交流。毕竟，苏联的媒介理论和实践影响了中国革命历史初期的新闻系统以及建国初的体制与实践。1958年，中国电视系统也是通过引进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技术和节目模式来确立的。对于在20世纪50年代长大的中国人来说，苏联电影和歌曲就像今天的美国流行文化一样无处不在。第二，改革前中国的孤立主义形象与冷战时期中国致力于向第三世界推广毛泽东思想的扩张主义形象存在强烈的矛盾。毛泽东的“红宝书”甚至能在西方反正统文化的年轻人那里找到小众市场。实际上，中国的自力更生政策有其主动的意识形态选择的一面，也有迫不得已的成份——因为美国领导的西方首先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孤立中国，后来苏联又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重温这段历史非常重要，因为“孤立”与“开放”的二分法正是建构在这种对历史的有选择的、有意无意的“忘却”上。第三，改革之前中国对西方树立的屏蔽并不完全。屏蔽针对的是普通人，而非权力精英。例如，领导层就能通过内参信息和有限传播接触西方媒体，包括少量的好莱坞电影。这里的问题是收纳与排除的模式：谁能收看什么，条件是什么，而不是二元的收纳与排除。只有内化了跨国传播产业的扩张主义和赢利逻辑，这个二元框架才有意义。那时的中国媒介确实没有对西方资本开放。那些以内参形式阅读外电报道的中国领导精英既不是外国媒体的付费订阅者，又不是跨国广告商的目标消费者。
虽然“入世”是历史性的里程碑，但是改革伊始中国传播体系就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市场传播体系的一部分：从1979年中国电视上的第一个跨国公司的广告，到80年代早期决定优先发展中国沿海的通信网络，以配合跨国资本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以后福特式的灵活方式在全球进行资本积累。就积累资本而言，跨国传播公司能否通过中国“入世”扩大它们在中国的业务范围当然十分重要；但是，对于中国国家传播体系来说，最重要的变革是自身的商业化与市场化，和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个资本积累的平台——不管资本来自于哪个国家，哪个部门。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传播的实质和特点，而这个问题自然与传播的政治经济模式及社会的文化资源配置手段相关。
70年代末期之前，为了发展非商业传播形式，中国曾经封锁西方媒体。而今，提倡信息和文化商品化和市场化（产业化好像更好听一些，但内涵相同）的，仍是同一个政府与主流学者。区分改革前和改革后的标志是中国传播和文化资源的商业化，以及中国信息和传播市场的产生。1949年以前，虽然商业媒介体系的成分与外国媒体并存于中国资本主义之中，但是，只有改革后的中国政府才成功地将中国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大众消费社会，因此创造出一个统一的、有利可图的全国传播市场。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将“信息化”作为其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重视信息技术产业，将之视作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融入跨国信息资本主义的重要方面。到21世纪初期，中国政府战略性地提倡更为敏感的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市场化/产业化，并将它们视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2001年通过的第十个五年计划中，首次以官方名义表示将发展文化产业视为战略性经济和文化目标。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肯定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产业发展方向。本文提出的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不仅不把中国传播体系的市场化当作理所当然的前提，而且把80年代以来中国传播体系顺应市场逻辑进行的国内改革看成是新自由主义逻辑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重组的结果是一个真正的全球传播体系的形成。
在全球资本主义逻辑下进行的包括通信与传媒和文化系统在内的中国政治经济的重组并非一帆风顺。这一过程经历了80年代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9年的社会政治危机以及其后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反弹。自90年代早期以来，意识形态的斗争表现在对改革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隐秘辩论中，表现在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情绪的复苏中。在业界，纵向和横向整合的官僚利益之间也存在各种矛盾，在产业重组以及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他们都力图扩张各自的利益。这些矛盾的表现形式非常复杂。它们表现在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不同的学者对新闻的“商品性”的或公开或隐秘的辩论中；表现在后来在传播活动的“产业性”方面的理论和政策话语中；表现在中国广播电视和电信部门因市场准入和技术、机构融合而产生的冲突中（Zhao 2000a）；表现在中央、省、市、县级机构围绕中国广播电视系统重组的过程中（Hu 2003；Guo 2003）；最后，它们还表现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部门利益与国家领导人的全球视野之间的不同视角之中。
由于上述矛盾，中国对商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全球新自由主义逻辑在政策话语和具体实践层面的演绎独具特色。市场逻辑下中国国家媒介体系的重组及其合理化主要是以国家资本为主导进行的。在这个体系之下，媒介机构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中。政府先前曾经片面地追求传播系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目标，而现在则在某种程度上与资本主义体系取得一致，在政策层面确立了传播的资本积累和意识形态整合的双重目标。同样，经济自由化主要发生在纵向和横向的官僚部门内部，其特点是党和国家宣传等级体系里低层单位的进入、以及非传播部门的官僚单位进入传播产业。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版本的市场合并形式是政府主导的政府部门内部的重新集中化和集团化（Zhao 2000B；Keane 2002；Guo， 2003； Hu 2003）。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信息产业长期超速增长，中国的媒介和文化产业从收入来讲已经成为第四大产业支柱，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有利可图的发展迅速的部门，而党和国家则成为中国主导性媒介资本的控制者。
中国传播体系顺应市场逻辑进行的重组对中国的大众表达影响深远。虽然全国民众的信息获取方式普遍有了极大改进，跨国公司、国内政治经济精英以及主要集中于城市的中产阶级在中国传播体系中取得了主导地位。这些中产阶级是跨国和国内广告商最偏爱的消费者。虽然新媒体与正直的记者们在促进公共传播的开放性方面时有不凡表现，中国大众阶层的声音在媒介中也时有表达，但这种表达被限制在政治控制和经济边缘化的双重机制之内。从精英印刷媒体对中美入世协议的报道，到中央电视台调查性报道的种种局限性，再到街头通俗报纸对富人、下岗工人、民工、以及其它边缘群体的报道，在整个体系内的各种媒介话语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新权威主义市场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Zhao 2000C；2002；2003）。虽然正在崛起的商业和城市中产阶级不断利用媒体来表达他们的利益，敦促政府制定有利于他们的政策，但是广大中国工人和农民争取经济利益和社会正义的呼吁却在中国媒介体系中较少得到表达。在媒介消费和信息获取方面的地区和城乡差距相当惊人（中国出版科学出版社，1999；陈崇山，2003）。
政府无意放松管制，官方媒介资本的业界与学界代理人则通过调动“入世”政策与话语资源来深化中国传媒产业重组中的市场与资本逻辑。在媒介政策方面，历史和意识形态对许多管理者和学者来说好像确实已经终结，人们要做的只是跟随所谓的国际惯例，以“与世界接轨”的口号作护身符，把市场逻辑以比较中性的，看起来不是很意识形态化的诸如“产业化”等话语自然化与合理化，并深化它的作用，使中国传播业进一步融入跨国资本的轨道中。至于这一发展的意义，尤其是这一政策走向对话语资源的社会分配的影响，则很少有人问津，好像这已经是毋须讨论的问题了。要分析中国的社会传播，虽然跨国媒介公司能否在中国直接投资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分析的起点必须始自中国媒介体系按照市场逻辑与跨国媒介公司的形象进行的自我重塑上。这些重塑包括学习他们的操作原则、组织结构、内容模式等方面。虽然这一重组的结果是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与媒介集团等制度形式的出现，其结果如果以“国际惯例”为准来衡量好像不是十分到位，因此有人也会发出“南桔北枳”之叹，但是这一重塑的传媒政治经济学意义、尤其是在传播权利的分配上意义十分重大。
取中国市场之精华：各传播部门的中外整合模式
在全球资本主义凭借信息网络技术进行重组的背景下，中国制定了其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传播体系从改革伊始就被有选择地、有策略地融入全球传播体系当中。早在1980年，中国和美国就在壁垒森严的印刷媒介部门中开始了第一项商业合资。今天，国际数据集团（IDG）和中国之间的这项合资仍是跨国资本在华投资最成功的例子之一（Mitchell 2000）。作为仅有的一项政府批准的在报业方面的合资，这一项目的中外合作范围远远超过了20年后入世条款中规定的外资在中国传媒业的活动范围。
改革开放中，中国将信息技术作为关键部门列入其发展策略。《中国计算机世界》是国际数据集团旗舰出版物的中国版本，它给中国带来最新的信息，提倡市场理念及信息技术带来的全球化理念。《中国计算机世界》生逢其时，在恰当的时间里对恰当的群体提供了恰当的媒介产品。它完全符合中国科技精英群体的信息需求，这个群体致力于改革中国经济，致力于将中国经济融进正在崛起的全球信息资本主义。同时，这份报纸为渴望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信息技术公司提供了一个及时有效的广告载体。以>为旗舰，目前国际数据集团在中国的出版物超过20种。虽然这些出版物在人们的印象中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性好像不如中国版的>周刊或美国>，但是它们对中国融入全球信息资本主义影响深远。
国际数据公司为一个基于信息经济的中国中产阶级阶层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它跨国媒介公司或通过国际数据公司或自己独立寻找合作夥伴，迅速跟进，为这个阶层提供消费者广告服务和生活时尚服务，目的是将这些人纳入跨国消费阶层。自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版的跨国消费者和生活时尚杂志有《世界时装之苑》、《大都市》、《时装城》、《好管家》、《汽车之友》、《高尔夫》以及许多其他美国的、欧洲的和日本的杂志。这些杂志为了争取跨国消费产品广告和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市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千方百计迎合读者。因此，控制严格的国内出版体制并没有使中国富裕的消费精英们受到亏待。由于杂志产业灵活的广告方式以及与跨国出版商的版权合作，这个阶层反而得到了最好的服务。结果，中国消费者和生活时尚杂志市场成为真正的跨国家和跨文化市场——也就是说，掺有本国品味的跨国消费文化大荟萃。举例来说，>与基于美国National Geograpic Traveller之间有版权合作，与法国杂志Guide Moncos和台湾杂志To Go之间有图片和文本交换合作。这份杂志真正做到了国际化和地方化，是一顿精美诱人的图文并茂的文化消费盛宴，专门针对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高收入的、年龄在25-40岁之间的城市白领跨国旅行者。
让我们不妨领略一下这份杂志2002年的第十二期为读者打造的话语图景。作为中国的跨国旅行者和高级文化鉴赏家，你“痛饮苏格兰”去了解“瓶中的历史”；你的“经典小资之旅”包括参观卢浮宫、大英博物馆、以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你悠闲地在网上冲浪，无意中发现几帧图片，而接下来你已经在南太平洋马尔代夫群岛中的“最后的伊甸园”了，那里“没有会议，没有电话，没有报纸，没有互联网”。你确实也被邀请去逛作为你的祖国的中国的都市与村庄，但是这些都是文化遗迹、现代消费和娱乐的乐园，而不是下岗工人和民工们的城市；这是些经典诗人眼中的充满魅力的中国村庄，没有经济移位、环境侵蚀的痕迹。你会碰到在苏格兰酒吧里喝酒的当地人；同样，你也会碰到你的中国同乡，他们既可能是碰见生人就躲在大人身后的纯真的农村小孩，也可能是在小溪旁一边洗衣服一边闲聊的村妇。在这个国内外媒介资本联合构建的“极乐世界”中，物质消费和文化涵化的潜力没有止境，不管你去哪里，你个人的“伊甸园”无处不在。像毛主席雕像成为历史遗迹一样，民主等观念也成为时髦的形容词。在湖南长沙，杂志告诉你在何处可以看到毛主席塑像；在福建惠安，杂志建议你利用傍晚的光线拍摄奇异神秘的惠安女的照片，她们有“封建头，民主肚”，因为她们的着装方式是包着花头巾、上衣很短且露出肚脐。当然，男权主义是杂志的隐性视觉与叙事方式：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能得到有关该地女性的美丽程度的描述和如何观赏及捕猎她们的细致建议：“长沙女孩大多数是中等美女，虽然不是个个美貌惊人，但都还有其撩人之处……你不能死盯，一定要很随意地一瞥。在一瞥之间多留意她们眼神的信息和手上的小动作。”这些杂志帮助中国消费精英将他们的生活方式全球化；同时，这些杂志使他们从跨国旅游者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使他们与自己的同胞构建一种新的亲疏与身份认同关系。
商业、金融和时事出版物是跨国媒介公司现在的新目标。2002年10月开始出版的中国版《哈佛商业评论》以每本70元的高昂价格销售。随着《福布斯》和《新闻周刊》的中文版进入中国的运作，这些知名的跨国商业和时事杂志大大提高了由于外国媒体进入而使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虽然在2003年初中国政府官员宣布《福布斯》、《新闻周刊》和《哈佛商业评论》没有获得正当的进入批准，因而有可能被禁止（Wu， 2003），但是，如果参照一下中国政府先前对中外合作的消费者和时尚杂志“违规”操作的处理情况，那么《福布斯》等杂志很有可能在中国领导更能接受的条件下获得正式许可。现在，野心勃勃的外国出版商“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同一读者群：上海、广州、北京和深圳的城市精英（”Three Big Name……“2002），有心作嫁的中国出版商视中外合作为最有吸引力、最有效的商业战略，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政府很有可能最终批准这种中外联姻，同时会努力为自己界定一个更合适的婆婆角色。对于中国正在崛起的跨国商业和职业精英阶层来说，《哈佛商业评论》、《世界时装之苑》和《君子》等出版物是区分阶层和塑造身份的不可或缺的象征性资源。
在广播电视领域，凤凰卫视以及其它源自国外的卫星电视频道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为跨国中国精英观众提供信息和娱乐。凤凰卫视是默多克的星空卫视和刘长乐合资的基于香港的卫星电视。据称，90年代末凤凰卫视的观众在中国已达到4498万户，或者说全体中国电视用户的15.9% （China Mainland Marketing Research Co，1998）。这些观众并不是普通的观众。虽然政府规定禁止私人用户接收外国卫星电视，但是中国精英群体未必受到这些规章的限制。根据政府规章，中国三星级及其以上宾馆、涉外和豪华公寓都可以安装接收器接收境外卫星电视信号。另外，主要的政府部门、媒体、以及学术和金融机构也可以安装接收器。因为这些机构的办公室和住宅区中装有内部有线电视系统，这些居住区里的中国政治、商业和文化精英往往能合法地收看凤凰卫视和经过筛选的外国电视。正如业内人所熟知，凤凰卫视观众特点可以用“三高一低”来概括，三高是指高职位、高收入、高学位，一低是指低年龄。这当然是商业媒体求之不得的最理想的有效受众群体。凤凰卫视是最地方化、最有影响力的外资电视频道。2003年初，中国精英群体能够收看的外国和香港的特色卫星电视频道达30个之多。
毋需赘言，外资对中国电信部门渗透的规模要远远超过大众媒体部门。中国电信产业改革初刚刚起飞时，外国贷款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1993年，中国联通被批准作为第二家电话服务提供商来满足国内电信业中含义模糊的“尚未满足的需要”。中国联通将注意力集中在城市移动电话市场，以“中中外”的合资形式首先将国外资本引入这一高利润的电信市场。虽然中国政府后来宣布这种行为“非法”，但是围绕移动电话的竞争因联通利用外资的起步而展开，最终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移动电话网络。这不仅使手机很快融入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并且在技术与服务方面优越于欧美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消费者所能享受到的水平。移动电话是中国目前最受推崇的商品之一，也是国内和跨国资本进行资本积累最有利可图的来源，设备制造商以及在中国半私有化的电话公司中持有股票的投资商都从中渔利。新的外资投资领域是私人线路和宽带服务。比如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以合资方式为上海浦东区的跨国公司提供宽带服务。为进入中国宽带和互联网服务市场，新闻集团和美国在线/时代华纳也做出战略投资。随着全球电信经济泡沫的破裂，跨国资本在短期内不会大规模地涌入中国市场。即使是大规模进入，那么进入的方式也会非常明显：他们的服务对象是跨国商业用户和高端中国用户。
概括而言，虽然跨国媒体公司在华投资所冒的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都挺高，获利也得不到保证，在华投资的规模仍然有限（Sparks 2003），但是跨国公司仍想方设法渗透中国传播体系，在中国入世之前是这样，在中国入世之后更是如此。虽然中国入世没有涉及到外国直接投资新闻媒体，也不允许外国公司涉足中国媒体的编辑过程，但是中国已在电信，电影，音像产品，广告，书报发行，零售领域做出很大的让步。鉴于现在中国媒介市场的开放情况已经超过入世协议上规定的标准，所以跨国媒介公司和中国国内玩家很有可能继续寻求进一步的合作形式和合作领域。毫无疑问，跨国公司在中国传播体系资金投入和发行两端增加筹码和控制——从广告经营到印刷媒体发行、音像产品销售、电影放映、以及读者俱乐部——会对中国媒体的编辑方针产生间接影响。这一影响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对精英受众的竞争与对这一高盈利受众市场的分流，使中国国内媒体既有的迎合高消费受众的倾向进一步强化。同时，跨国媒体的渗透和展示作用会增加中国媒体的相对竞争压力，缩小他们的垄断性赢利空间，从而进一步瓦解交叉补贴体制，即用高额垄断市场的盈利来补贴非盈利性内容的生产（例如，在电视台中，用盈利的体育比赛转播来补贴非盈利的农村节目）。冯建三（Feng， 2003）认为，这种交叉补贴体制是中国媒介经济的“市场社会主义”特征之一。
结论
中国传播体系融入全球这一事实正在迅速地重新界定国内外的传播关系。今天，中国年轻的都市中产女性这个备受青睐的受众群体追求的是“在美资公司上班，在法国专卖店购物”的跨国梦想（China News Agency，2003）。同时，成千上万的农村女性却在萧条的农村照顾老幼，照看牲畜和庄稼，她们的丈夫离乡进城，为塑造中国的现代化增砖添瓦。虽然她们当中那些幸运者可能偶尔接到爱人的电话，但是单向的现代大众传播的强势话语掩盖了她们求助的呼喊，她们的需要和忧虑极少得到表达。农村女性是中国最脆弱的弱势群体之一。有时她们的生活陷入非常绝望的境地，以致于她们选择自杀作为唯一的表达方式——中国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在全世界各群体中是最高之一（Rosenthal 1999）。政治控制、市场机制、为防止各种抗争力量之间联合形成反抗联盟而采取的策略、劳动市场的激烈竞争在城市工人和进城民工之间造成的分化作用等因素形成合力，成功地阻止了中国国内社会运动的传播，避免了反抗中国市场化及其与世界资本体系融合工程的合力的形成。虽然国内精英与跨国精英之间的横向联系加强了，但是中国精英与边缘化的本国大众群体之间的传播渠道却没有随之有实质性的拓宽，更不用说那些被边缘化群体之间的联系了（Zhao and Schiller， 2001，150）。
像许多其他后殖民地国家一样，中国通过入世“在全球资本秩序中为‘国家’找到一席之地，同时想方设法永远搁置资本和人民之间的矛盾”（Chaterjee 1986，168）。建立在反帝反资社会运动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中国曾经允诺重整山河，使那些在19世纪和20上半叶被全球资本主义剥夺与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当家作主。虽然中国政府已认识到缩小贫富差距和维护社会公正的重要性，并已作出种种努力，但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加剧了改革前就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引发了新形式的社会分化、腐败以及矛盾（Perry 1999）。由国内外资本、全球化的中国官僚阶层和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组成的主导统治力量能否继续通过压制国内社会冲突、避免与美国全球霸权政策直接对抗的方式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维持社会和平，这一点并无保证。尽管中国融合主义力量寄希望于入世，相信并依赖全球“游戏规则”，但是美国却在世界人民面前一页页地撕毁这些规则。
尽管中国政府尽量避免得罪美国，不给国内反美情绪表达机会，对国际问题上的反美情绪置之不理，包括阻止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道抗议美国的对伊战争（Eckholm 2003），但全球政治经济中的磨擦和冲突仍将对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及其正在演变的传播体系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中国难以吸收其迅速膨胀的过剩国内生产，这一情况可能会恶化这方面已经不容乐观的国际经济局势，引发跨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动荡（Schiller 2003）。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统治精英不再高声反对帝国主义，但是“文化主权”仍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Keane 2002），民族国家仍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冲突的主战场。即使不提台湾和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对中国政府来说依然是一种双刃性质的意识形态力量。
虽然中国已经接纳了国际资本，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情结依然梦魂萦绕，而全球化过程中也会产生新形式政治、经济、与文化抗争力量的土壤。一方面，中国当前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使之不得不在表面上选择与美国相对的反帝立场，而另一方面，中国又在努力推进其融合工程。在各种中文网站上，也就是在中国符号世界中最自由的角落里，民族主义与融合主义、左翼主义与右翼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展开激烈的斗争。例如，融合主义和亲美的声音攻击中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伊拉克战争中不应该采取反战和反帝的立场（刘，2003）。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和左翼的声音谴责中国政府没有挺身而出维护中国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国内问题上，虽然精英群体乐于批判平均主义，好像中国过去的问题都应归咎于平均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中在经济和文化上被边缘化的社会阶层会放弃为改变命运而进行的挣扎。虽然开门接纳资本，但是主流意识形态不能矢口否认其社会主义传统，也不能随意抛弃其对底层社会阶层的社会主义承诺。除了来自底层的这些挑战之外，精英群体内部缺少一个相对公开的、以某种宪政方式固定下来的斡旋和讨价还价体制。这对当前政治、经济秩序不一定有利。这里的政治、经济秩序包括资本积累过程所需的稳定性。
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暂且不提，中国经济整体上的通货紧缩带来的压力以及行政指令之下大规模产业重组导致的不确定性和官场争斗也不免影响到传媒业的进一步发展。发展的不均衡不仅明确地显示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整合性经济和文化力量的局限性，而且为“特权阶层的自命不凡和无权阶层有时暴烈有时宿命的反应”提供了肥沃的土壤（Sklair 2001，29）。中国政府试图通过赤字财政的方式来降低发展的不均衡。具体到传播产业，中国政府注入公共资金，扩大对偏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覆盖，增加这些地区的电信与广播电视服务，试图以此纠正发展的不均衡性。虽然中国政府做出上述举措，但是这些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目标的项目无法改变现有模式在本质上的不平等，更不用说促进上下交流了。
发展不均衡的危险之处当然不仅仅在于它能够引发潜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诸方面危机。它还表现这些危险的全球性。“非典”的扩散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在加拿大记者Jan Wong看来，全球化了的和正在全球化的中国掩盖“非典”导致其扩散全球的行为“令世界各国失望”。这位加拿大记者对作为“非典的爆发中心”的广东省佛山市的描述是这样的：人口众多，工厂密集，“虽然这个第三世界城市中存在各种公共卫生问题，但是这里的许多居民却有足够的资金实力频繁外出旅行”，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和贩卖活鸡活蛇的农贸市场……周边是落后的农村，在那里，人和猪混住在一起“。这绝对不是《时尚旅游》上描述的中国城市和村庄。Wong认为，那里恶劣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条件，”历史悠久的官方保密体制和恐外症结“，维护其”有利可图的旅游业以及扩大外商投资“的指望，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中国政府和全国媒介体系对”非典“的爆发保持缄默（Wong 2003）。然而，这种分析掩盖了全球化和中国与世界在市场自由主义框架下融合的深刻矛盾：那个首先患病的中国医生拥有赴香港参加家庭婚礼的自由和实力，可以说代表了正在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不断提高的流动性，在不同的语境中，他们正是受人青睐的中国社会稳定的主体的代表。同样道理，在不同的语境中，佛山这座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先锋城市代表着一个融入世界的、市场驱动的、勇于冒险的国家的活力和希望，与东北的大庆、辽阳等旧工业城市形成对比。外资媒体中国分支大力报道中国地方情况的可能性仍然近乎渺茫，原因不仅仅在于中方的限制，而且在于那样做并不是最好的商业策略。总之，中国目前的经济面临的挑战是继续维持二十年来的经济繁荣，解决农业问题，并吸收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和民工就业。如果中国半融合的信息传媒产业在承载这些经济重任方面能力有限，那么随着中国融入世界过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的压力的增加，在满足日益分化的中国社会和脆弱的全球体系的多种传播和文化需求方面，这些产业会不会日益显得力不从心也是个未知数。
[作者简介]赵月枝，加拿大西蒙弗里思大学传播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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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文初稿为英文。徐培喜将初稿翻译为中文，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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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Communication Industry and Joining WTO： from the Angle of Cross-culture Plutocnomy
Zhao Yuezhi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of Simon Frith University， Canada）
Abstract： the activity of joining into WTO has greatly accelerated China‘s communication industry and the merging between communication industry channel and global market system. The thesis discussed the merging process from the angle of cross-culture plutocnomy. Firstly， the thesis surveyed the nationalism and democratization theory analysis frame of foreign and national documents when analyzed the merging. Secondly， the thesis analyzed the market structure of China’s communication industry and ideology level in half-merging situation and pointed out the new including and excluding model of communication power distribution. The core of analysis is every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which existed between the national benefits and class benefits， existed between the need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requirement of a daily distributed society and existed between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mmunication of every social group with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Industry， Cross-culture Plutocnomy， WTO， Nationalism， Democr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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