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耿占春是一位富有个性和创造力的理论家。其个性特征在于：在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中不媚俗，不从众，不慕时尚，特立独行，保持独语。
耿占春的理论个性表现于他在文体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话语言说方式，其创造力则表现于他对文学创作实践进行思考时，所表现出来的对未来理论发展方向的深刻洞察力。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界还在为文学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争吵不休时，耿占春已经开始了对文本和语言本身的关注和研究。他对朦胧诗的研究引起诗人北岛、杨炼、多多等诗人深切地共鸣，其诗学思想被国外学者誉为“对诗歌内在规律的深刻思考”、在当时“中国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中一种挑战性的观念”、是“建立成熟和独立的中国批评的基础”[1]。80年代后期，文学理论界开始为语言、结构、文本诸因素努力，他却已经转向“重建一种文化诗学”了。[2]理论独语与思想超前并没有给耿占春带来名望与光荣，反而使他始终游离于理论和批评界的主流声音以外，因为他的非学院化（非专业化）表述方式与思辨色彩浓郁的语言，使人们在确定他的思想身分时屡屡尴尬。耿占春虽然声名寂寞，却也少了一份学术名望和身分之累，获取了相当自由、广阔的思考空间。耿占春虽然学术功力深厚，却不事张扬。在学界进行“文化诗学”的研究热潮中，耿占春没有挤身其间大发空洞的议论，而是拿出了学术分量厚重的《叙事美学》，对“走向文化诗学”进行了实际的回应。
耿占春从未把他的研究和思考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领域，总是在不断地开拓新的理论疆土。如果说，《隐喻》是耿占春在语言与诗领域中的思想探险，那么，《叙事美学》则是耿占春在小说叙事理论上的突破与超越。青年学人冷霜在《90年代的“诗人批评”》一文中说，如果一个人不读耿占春等先锋批评家的文章，很难说他理解了90年代的诗歌。同样，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耿占春的叙事理论，他就很难谈得上对现代小说的发展与意义有真正的了解。

二

《叙事美学》是一本原创的中国人自己的“小说修辞学”或曰“小说美学”。该书在写作方式上没有作学究式的旁征博引（其间根据学术规范所作的少量必要的引文大多出于印证著者自己的观点），而是建立在对小说（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演变深刻地洞察与理解基础上的思辨分析。比如，现代作家的写作越来越走向个体化。不过，许多人对个体化的意义却不甚明了。耿占春指出：个体化的含义是指叙述形式的个体化，而不是要艺术家把虚构叙述限定在个人直接的生活经验的范围内。写作的个人化并不必然意味着作品在经验和主题上的狭隘性，或者说，对那些人人都了如指掌的日常事物和个人性的小毛病如数家珍，对小说叙事来说，重要的是对世俗性和日常俗务的关注，而不是割断这些日常俗务与想象的联系后的日常性。这表明，耿占春的叙事观念是对当下文学创作经验的理论整饬，它源自文学实践和创作经验本身的理论活水，而不是转述或改头换面后的外来思想观念。
耿占春对叙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小说的演变史、小说作为一种自主文体的变化、小说文体的社会学内涵、小说叙事的自我更新能力。人们可以由此一窥《叙事美学》一书的基本景观和理论建构目标。
耿占春心仪的叙事文体就是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叙事美学》的副题“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显示了耿占春在叙事体裁文学探索方面的理想。所谓“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是指那种能够对人类生活经验作出全面回应的叙事文体，这种文体既不同于以人物及其行动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小说，也不同于以人物内心活动为叙述指向的现代小说，它是内与外、古与今、时间与空间、真实与虚幻的多元统一体。
在耿占春看来，叙事的价值在于它自身能够在真实的人类生活经验与虚构的事物之间建立起联系，开启现实世界与梦幻境域的比例关系，它置身于现时性和人类历史时间的无限多样性之间，既不因对现实的道德关切而失去那伟大梦想的能力，亦不因幻想而迷失对现实的洞察力。因而，叙事学研究关注的因素就不能不是：梦幻、现实、历史、时间、权力的话语和话语的权力等因素。
梦幻是人生活的希望，现实则是人生活的当下状态，梦幻和现实的存在与变化凝聚于特定文化观制约下的历史与时间观念之中。叙事文学作品对梦幻与现实分解、重组、再造，重构出一个新的生存空间。叙事者在叙事的同时，也给人们创造了一个人物行为的动机和模式，并且在叙事本身中即蕴含着对其行为的理解和阐释模式。因此，叙事虚构作品扮演着人文知识的传承与意义营建者的角色，因而决不是在人类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
耿占春的叙事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福柯的话语理论。按照福柯的说法，话语是一种权力动作过程，话语的使用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机制的表现。根据这种看法，即使在叙事虚构作品中，也存在着权力的运作机制。因为小说也是一种话语，因此，谁在叙事、叙什么事，决定着小说的意义指向。人类不同国度都存在着的“禁书”现象，依稀可见不同意义模式与思想观念之间权力斗争的印痕。耿占春“坚持文本社会学或叙事形式的社会学的真实性的叙事”[3]，据此才可以得到相应的理解。
耿占春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叙事结构与人的生存结构、生活结构、文化结构以及历史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源同构的关系。叙事不过是人类生活形式的表义符号，是一种历史的转义，其作用是在文体与历史语境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现代小说对叙述形式以及语言写作的个性化追求是近代人文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相伴随的社会发展产物兴趣。笛卡尔主义的兴起，哲学专名的确立。西方近现代小说多以个人的名字命名。现代社会，人的生存性矛盾转化为结构性矛盾，生活越来越丧失了直接可理解的意义，素朴的叙事如现实主义的结构方法再也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了，故事的没落与叙事的凸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耿占春对小说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给予了新的理解。在他看来，小说即狭义的叙事是一种独立的话语系统，这种话语系统的主要成分是巴赫金所说的“杂语”而不是一种统一性的语言。不同的小说包含着对事物的不同的命名以及相异甚至相互冲突的评价体系与价值体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语言的方式决定着人们交往态度、对话的可能性与程度以及对世界和现实的理解。通过控制语言的使用方式进而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正是意识形态的狡计。叙事虚构作品通过“杂语”的语言策略，颠覆了僵化或实物化了的语言，从而恢复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能力，使那些被人精心构织而成的宏大叙事陷入瘫痪与瓦解，从而削弱了社会神话与意识形态神话。
耿占春对叙事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视角。耿占春指出，现代社会确立了话语转述制度，叙事虚构作品被排除在“客观的、科学的、可信的、真实的知识”之外，权力话语不再使用叙事的手段。在此语境下，叙事在社会生活中已显得无足轻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叙事完全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叙事并不简单地将任何教义奉为圭臬，因此它成为反对独断论思维、反对权力（权威）真理观的一个有效的方法。作为一种隐喻符号，叙事虚构作品所提供的暧昧智慧，具有一种传达世俗启迪的力量，对于那种直接抓住某种单义、明确的教旨即奉为真理的思维，叙事虚构作品成为一副有效的解毒剂，它使人们明白：“唯一的真理在于学会使自己从对真理的疯狂热情中解放出来”[4]。
耿占春的叙事观也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史观甚至文化历史观。根据耿占春的看法，任何统治者在取得统治地位以后，都要神话自己的历史，以此申述自身统治的合法地位。换言之，统治者申述自己统治合法性的首要手段，首先采用的竟然是文学叙事策略，通过虚构叙事制造自身统治合理性的神话，在此基础上，涂抹和改写真实的历史，在文本中制造一个历史的幻象或根本不曾存在过的历史。之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讲述权力的光荣编年史。在此意义上，叙事话语成为权力话语进行意识形态整合的同谋。高雅者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通俗者如“历史不过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都给人们指出了理解真实的历史完全依赖历史文本的局限与虚妄。鲁迅要求人们了解中国文化不要看所谓“正史”，也是出于这种原因。看来，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或者说，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经验叙述与想像叙述之间的边界并非像油水那样截然分明，其间的对立其实不过是某种程度的错位，是一种想像的而非真实的紧张关系。《叙事美学》中“历史：对叙事的模仿”与“写在羊皮纸上的历史”两章文字，表明耿占春对此有深刻地了悟。难怪他感叹：“历史著作并不是一幅和它所描述的现实相似或相符的图画，而是为了显示过去的一部分而特别建立的一种话语结构或叙述类型”[5]。
耿占春的叙事观里充满了浓厚的人文色彩，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充分注意。文学是人学，这道理尽人皆知。然而，如何在对文学的思考中溶入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思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一般情形而言，学院派学者在进行类似课题的研究时，极易在概念和纯理论的范围内兜圈子，使理论成为一种高头讲章，与现实人生几乎没有任何关联。耿占春在自己的思考中从未忽略过这一维度，他即使在对时间作形而上的沉思时，也没有忘记叙事研究的人文主义目标。他对人类生活中时间多样性的分析，最终落脚在希望世界能有一个多元的思想和生存方式、多元的思考类型和生存空间。在对文学创作个体化经验的分析中，耿占春也强调叙事虚构作品应当尽力恢复个体与共同体经验之间的联系。

三

耿占春的叙事学研究有两个方面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在研究模式上，自《小说修辞学》（W.布斯）《叙事虚构作品》（里蒙－凯南）之后，再对叙事的内部要素诸如人物、言语、句法、语义、结构、叙述层次等进行探索，只能是一种研究上的重复行为，至多也就是在原有理论基础上个别枝节问题上的修修补补。《叙事美学》没有同类著作中专注修辞等方面的技术问题，而是着眼于叙事的性质及宏观类型，诸如知识形式、历史、时间、创作主体的境遇。耿占春叙事思想中较多哲学、文化、历史、社会、人类学等层面的思考，这就开启了小说研究的另外一种模式。
在研究立场上，耿占春采用了社会学研究的视点。耿占春坦言，他所理解的“小说修辞学是一种社会学性质的修辞学”[6]。他自述在写作《隐喻》时期，虽然关心的是诗的那些“永恒”的因素：一种神话诗学和语言诗学，但在他对“纯诗“的想象中并非没有包含着社会学批判的动机。[7]这样，在他的叙事理论中，耿占春实现了自己思想的跨越，使社会学诗学思想得以凸显。
由于左倾因素的干扰，中国大陆文学研究在1949年后，陷入庸俗社会学的机械模式，并使得文学社会学研究名誉扫地。在新时期文学研究中，“社会学”在文学研究领域成了一种恶谥，大多数人讳言该词，提起它如闻恶臭，避之唯恐不及。事实上，如果抛弃庸俗社会学在人们心里留下的阴影，以科学的态度来视之，社会学研究在文学领域仍是具有广阔的市场。国外社会学家如马克斯·韦伯（M.Weber）、齐美尔（G.Simmel，一译西美尔）、布迪厄（P.Boudieu，一译布尔迪厄）鲍得利亚（J.Baudrilard，一译博得里亚）等人的思想在西方学界影响甚大，并成为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思想资源。绕开这些人的社会学观念，文学研究很可能陷入苍白无力的境况。
耿占春的文学社会学理念建立在现代民主理念基础之上，他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切关心成为他的叙事观念的理论基调，这样的观点在《叙事美学》一书中随处可见。比如，他在考察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的关系时强调：“不要把人的欲望说成是神的旨意，不要把利益之争表达为真理之争；不要把世俗问题神学化。”[8]
耿占春的叙事理论给人们提供了从社会学立场研究文学发展规律的深刻性的有力例证，恢复了文学社会学的名誉。人们由此可以看出，真正的社会学研究与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伪社会学）的文学研究之间的距离相去多远。《叙事美学》也向人们宣告：一个“文化诗学”的时代的确已经来临，立足于社会、文化的文学研究具有广阔的疆域与前景。

注释

[1] See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of I Think,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round the World, 1992.
[2] 参阅拙文：《自我改写的写作》，《诗探索》，1997年第2辑。
[3][4][5][6][8] 耿占春：《叙事美学》，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5、111、149、171、133页。
[7] 耿占春：《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论》，《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