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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龙应台在《幸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一文中说，“给我再高的经济增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和民主。”话语犀利，在本地引起一阵争议；数年前，走遍大江南北的龙应台为上海男人正名：“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话语一贯犀利，但上海男人却不领她的情，一时间也议论不休。
7月20日，龙应台在《联合早报》的盛情邀请下出席早报80周年纪念活动——名家谈名城。人未到，本期《论坛》先献上一篇她对国际化的思索 不论是北京还是吉隆坡，香港还是台北，都有一个“国际化”的共同面貌：Starbucks咖啡馆不管在哪一个城市里都可以俏生生地站在街角，7-11商店取代了原来老先生老太太开的杂货店，最流行的嘻哈音乐和服饰到处可见，好莱坞的电影比欧洲还早上市。生活的韵律也与国际同步：二月十四日买花过情人节，十月底戴上面具参加“万圣节”变装游行，十一月有人吃火鸡过感恩节，十二月广场上万人空巷载歌载舞庆祝耶诞节；年底，放烟火、开香槟，倒数时，亲吻你身边的人。
新加坡和香港已经是英语的城市，台北的新政府为了“国际化”开始要求政府公文要有英文版，公务员要考英文，全民学英语，而最后的目标则是：把英语变成正式的官方语言。
从北京到吉隆坡，“国际化”成为一个举国上下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慢一点，究竟什么叫“国际化”呢？
如果说，“现代化”指的是，在传统的文化土壤上引进新的耕法——民主制度、科学精神、工业技术等等，从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共处哲学与生活模式。如果说，“全球化”指的是，随着科技与经济的跨越国界，深层的文化体系，始料所未及地，也冲破了国家与民族的传统界线。原来沿着那条线而形成的千年传统——种种律法、信仰、道德、价值，面对“全球化”，不得不重新寻找定义。“现代化”是很多开发中国家追求的目标；“全球化”是一个正在急速发生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已开发国家盘算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开发中国家在趁势而起的同时暗暗忧虑“自己不见了”的危险。
那么，“国际化”是什么呢？按照字义，就是使自己变得跟“国际”一样，可是，谁是“国际”呢？变得跟谁一样呢？把英语变成官方语言，是要把台湾变成英国美国，还是印度菲律宾？还是香港新加坡？当执政者宣布要将别国的语言拿来作自己的官方语言时，他对于自己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之所趋，有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呢？
牧羊人穿过草原
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到欧洲；这是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先进国家的聚集处，我带着满脑子对“现代化”的想像而去。离开机场，车子沿着德法边境行驶。一路上没看见预期中的高科技、超现实的都市景观，却看见他田野依依，江山如画。树林与麦田尽处，就是村落。村落的红瓦白墙起落有致，衬着教堂尖塔的沈静。斜阳钟声，鸡犬相闻。绵延数百里，竟然像中古世纪的图片。
车子在一条乡间小路停下。上百只毛茸茸圆滚滚的羊，像下课的孩子一样，推着挤着闹着过路，然后从草原那头，牧羊人出现了。他一脸胡子，披着蓑衣，手执长杖，在羊群的簇拥中缓缓走近。夕阳把羊毛染成淡淡粉色，空气流动着草汁的酸香。
我是震惊的；我以为会到处看见人的“现代”成就的骄傲展现，但是不断撞见的，却是贴近泥土的默不作声的“传统”。穿过浓绿的草原，这牧羊人缓缓向我走近，就像旧约圣经里的牧羊人走近一个口渴的旅人。
尔后在欧洲的长期定居，只是不断见证传统的生生不息。生老病死的人间礼仪——什么时辰唱什么歌、用什么颜色、送什么花，对什么人用什么遣词与用句，井井有条。春夏秋冬的生活韵律——暮冬的化妆游行以驱鬼，初春的彩绘鸡蛋以庆生，夏至的广场歌舞以休憩，耶诞的庄严静思以祈福。
千年礼乐，不绝如缕，并不曾因“现代化”而消失或走样。至于生活环境，不论是罗马、巴黎还是柏林，为了一堵旧时城墙、一座破败教堂、一条古朴老街，都可能花大成本，用高科技，不计得失地保存修复，为了保留传统的气质氛围。
欧洲的现代与传统之间也有一种紧张的拉锯，但是他们至少认识到，传统的“气质氛围”，并不是一种肤浅的怀旧情怀。当人的成就像氢气球一样向不可知的无限的高空飞展，传统就是绑着氢气球的那根粗绳，紧连着土地。它使你仍旧朴实地面对生老病死，它使你仍旧与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脚仍旧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树干，你的眼睛可以为一首古诗流泪，你的心灵可以和两千年前的作者对话。
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
我发现，自己原来对“现代化”的预期是片面的。先进国家的“现代化”是手段，保护传统是目的。譬如在环境生态上所做的巨额投资与研发，其实不过是想重新得回最传统最单纯的“小桥流水人家”罢了。大资本、高科技、研究与发展，最终的目的不是飘向无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语言、文化，自己的历史、信仰，自己的泥土。
语言不是木棍
于是我看见：越先进的国家，越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传统；传统保护得越好，对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后的国家，传统的流失或支离破碎就越厉害，对自己的定位与前景越是手足无措，进退失据。
亚洲的人民过西洋情人节但不知道Valentine是什么；化妆游行又不清楚Carnival的意义何在；吃火鸡大餐不明白要对谁感恩；耶诞狂欢又没有任何宗教的反思。凡节庆都必定联系着宗教或文化历史的渊源；将别人的节庆拿来过，有如把人家的祖宗牌位接来祭拜，却不知为何祭拜、祭拜的是何人。节庆的热闹可以移植，节庆里头所蕴含的意义却是移植不来的。节庆变成空洞的消费，而自己传统中随着季节流转或感恩或驱鬼或内省或祈福的充满意义的节庆则又弃之不顾。
究竟要如何给生活赋予意义？说得出道理的人少，手足无措的人，多。
台湾的领导人要把英语变成官方语言，更是真正的不知所云。语言难道是一支死的木棍，伸手拿来就可以使？
语言不是木棍，语言是活生生的千年老树，盘根错节、深深扎根在文化和历史的土壤中。移植语言，就是移植文化和历史，移植价值和信念，两者不可分。殖民者为了更改被殖民者的价值观，统治的第一步就是让被殖民者以殖民者的语言为语言。香港和新加坡就这样成为英语的社会。娴熟英语，通晓英语世界的价值观与运作模式，固
然使新加坡和香港这样的地方容易与国际直接对话，但是他们可能也要付出代价，文化的代价。英语强势，可能削弱了本土语言文化——譬如汉语或马来语——的发展，而英语文化的厚度又不足以和纽约或伦敦相提并论，结果可能是两边落空，两种文化土壤都可能因为不够厚实而无法培养出参天大树。
本国没有英语人口，又不曾被英语强权殖民过的台湾，为什么宣称要将英语列为官方语言？把英语列为官方语言在文化上意味着什么后果？台湾的执政者显然未曾深思。进退失据，莫此为甚。
国际化，是知识
不是移植别人的节庆，不是移植别人的语言，那么“国际化”是什么？它是一种知己知彼。知己，所以要决定什么是自己安身立命、生死不渝的价值。知彼，所以有能力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看得懂的文字、讲得通的逻辑词汇，去呈现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典章礼乐。它不是把我变得跟别人一样，而是用别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诉别人我的不一样。所以“国际化”是要找到那个“别人能理解的方式”，是手段，不是目的。
找到“别人能理解的方式”需要知识。不知道非洲国家的殖民历史，会以为自己的“悲哀”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不清楚国际对中国市场的反应，会永远以政治的单一角度去思考中国问题。不了解美伊战争后的欧美角力，不了解联合国的妥协政治，不了解俄罗斯的转型，不了解回教世界的内在思维，不了解全球化给国家主权和民族文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不了解国际，又如何奢谈找到什么对话的语言让国际了解亚洲呢？
越是先进的国家，对于国际的知识就越多。知识的掌握，几乎等于国力的展示，因为知识，就是权力。知道越多，掌握越多。如果电视是一种文化指标，那么台湾目前二十四小时播报国内新闻，把自己放大到铺天盖地的肚脐眼自我沉溺现象，不只是国家落后的象征，已经是文化的变态。人们容许电视台彻底剥夺自己知的权利，保持自己对国际的淡漠无知，而同时又抱怨国际不了解自己的处境，哀叹自己是国际孤儿，不是很矛盾吗？
Starbucks还是紫藤庐
我喜欢在Starbucks买咖啡。不见得因为它的咖啡特别好，而是因为，你还没进去就熟悉它的一切了。你也许在耶路撒冷，也许在伦敦，在北京，或者香港，突然下起冷雨来，远远看见下一个街角闪着熟悉的灯，你就知道在那里可以点一大杯拿铁咖啡加一个bagel面包，虽然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
“全球化”，就是使你“客舍似家家似寄”。我更喜欢在台北的古迹紫藤庐喝茶，会朋友。茶香缭绕里，有人安静地回忆在这里聚集过的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以及风流人物所创造出来的历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划下一个社会改造运动；紫藤花闲闲地开着，它不急，它太清楚这个城市的身世。台北市有五十八家Starbucks，台北市只有一个紫藤庐。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个紫藤庐。“国际化”不是让Starbucks进来取代紫藤庐；“国际化”是把自己敞开，让Starbucks进来，进来之后，又知道如何使紫藤庐的光泽更温润优美，知道如何让别人认识紫藤庐——“我”——的不一样。
Starbucks越多，每一个城市自己的紫藤庐越重要。
《联合早报》
他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