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声音》 林贤治，2010年6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给予艺术家过高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这些陷阱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罗马尼亚作家 马内阿(Norman Manea)
高尔基
高尔基是这样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文学的奠基人。同时，加到他身上还会有“伟大”、“战士”、“巨匠”等词汇。他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作品”就是《海燕》——因为这篇小短文刊载在我们的童年课本中。
但1929年的高尔基却是个懦弱的人。至少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是如此的。
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记载着高尔基的索洛维茨岛之行。
索洛维茨岛是苏联著名的劳改营地，在这里，犯人受到非人的虐待，冻死、炸死、烧死是常有的事，还曾发生多起逃亡事件。一名叫马尔扎戈夫的犯人成功逃走，在他的书《在地狱岛上》披露了该岛的劣迹，此书在欧洲引起了极大反响。
斯大林选中了高尔基为其洗地。
岛上的所有犯人简直像期待大赦般地期待高尔基的出现。他们以为他可以坚持正义，可以管教一下管理者，让他们肆虐的行为有所收敛。在儿童教养院，一个14岁的男孩花了一个半钟头，把岛上的一切告诉了他。 ……
结局意外而又正常，回到莫斯科，高尔基在苏联和世界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
“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与此同时，那个14岁的少年被枪毙。
另一次，1993年，开凿沟通白海和波罗的海的白波运河工程完工。施工过程中，三十万“劳改犯”丧命。但在当年8月，一百二十名作家在高尔基的领导下，赶制了一部《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这部集体撰写的历史著作宣称：运河施工没有死一个人。
郭沫若
在林贤治先生的书中，并没有关于郭沫若的记载。但与高尔基上述行为相比，郭沫若倒是青出于蓝。
在课本中，郭沫若最初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天上街市》。作为中国新诗（白话诗，相对于文言文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维基百科的介绍中，郭沫若还有这些称呼“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后面不失幽默地加一句“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
除了是新诗的奠基人之一，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和书法成就也甚为了得。这对得起后世给他的大部分称呼。
在蒋介石的清党运动中，作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声讨之：“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可见其年轻时的骨气并非一般。
然而住进了王府宅邸的郭沫若，其反智程度，成为了一个历史标本。
在郭沫若著名的奇葩著作《李白与杜甫》中，他是这样分析的：
杜诗有“卷我屋上三重茅”之句，杜甫必为大地主，一般百姓屋上只有一重茅，而杜甫则有三重茅。邻居可怜的乞儿拾走一点吹落的茅草，杜甫居然加以斥责，可见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人”。
之所以这么做，据人猜测，是因为当时的毛润之不喜欢杜甫。
而察看郭沫若的代表作列表，会有一种自然流露的幽默感：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
这是文革开始前的“诗”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这个写于1976年5月12日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这个写于1976年10月26日，是郭沫若先生在（包括江青在内的）四人帮被打倒之后的作品。
对了，你是否还记得郭沫若还“致力于世界和平”？这个既是事实，也是一个幽默。1949年11月，郭沫若写下“诗歌”祝贺斯大林70大寿，曰：《我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从这首“诗”看来，郭沫若先生的水平有一种返祖现象，让人不忍卒读。当然，斯大林投桃报李，1951年，郭沫若获颁苏联列宁和平奖。1952年郭沫若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
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无疑是一个具备伟大人格的文学巨匠。他的《古拉格群岛》，记载了现代专制政权的残暴，在人类对抗遗忘的路上写上浓重而沉痛的一笔。
然而1994年的索尔仁尼琴少有人提起。在步入暮年之后，这位巨匠也走到了他人生的阴影部分。
1994年，索尔仁尼琴近乎是荣归故里。此时的他已经成为政治文化明星。
此时的他继续反对西方。对于苏联解体，他不满地认为这是“西方阴谋”，是向西方、尤其在美国面前“下跪”的结果，“使苏联分崩离析——这让苏联人长期奋斗形成的历史功绩荡然无存，使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急剧下降，而这一切都令西方国家叫好”。
他接受普京，就因为普京在反西方化、中央集权以及重建神圣俄罗斯等方面，与他的政治观念相契合。
这时候的他与其说是走入了人生的阴影，不如说走入了民族主义的阴沟中去：他强调“民族精神的凝聚力”；他宣扬“大俄国”观念，认为要恢复俄国的大版图，兼并乌克兰和哈萨克，或者至少“统一”原苏联领土北部的一半。
他驳斥西方对普京“专制”、“反民主”的指责，以及关于“俄罗斯的言论自由受到压制”的说法，认为“目前新闻传播基本上是自由的”，“没有感到什么压力”。
“苏联氢弹之父”，索尔仁尼琴当年的盟友萨哈罗夫这样评价他：
索尔仁尼琴身上有一股权力主义气味，其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完全从半官方宣传武库里出来”的东西，带有冷战时期进行的那种“臭名昭著的军事爱国主义说教”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