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语堂《中国人》（又译《吾国与吾民》）
1933年冬，林语堂着手写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历时10个月写成，之后几经增补，一直出到第六版，到1939年全部增补完成，一共十章。
不管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活了多久，自认为对这个国家，对中国人自身有多了解，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都会忍不住要点头或者扼腕，为什么，我们偏偏是这样的民族，我们偏偏活在这样的国家？这个时候，忍不住想起"五千年"这个词组来。忘不了在说这个词组的背后总会有一种所谓的自豪感产生：五千年文明。这得多少代人呢？诸不知，这五千年所经历的，从社会制度上说，不外二字：专制。所以，在罗大佑唱道：五千年专制等你来肃清，忽然就觉得被电击一样：五千年，几百代人以来，不过是台上的人换来换去，底下的奴隶，依然是一代一代的繁殖。到了今天，还生出感恩来。
当然，以上的想法是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即：这被统治者们一天天、一年年过活，干你鸟事？这一句话就是林语堂先生所总结的：经典的中国人庸常理想，"人去管狗什么事？"。这个泱泱大国的国民，自始至终，只不过想安静过活，好好活着，那里会管那么多？所以，如林语堂先生所言，我们有着这样的特点：
（1 ）稳健，（2 ）单纯，（3 ）酷爱自然，（4 ）忍耐，（5 ）消极避世，（6 ）超脱老猾，（7 ）多生多育，（8 ）勤劳，（9 ）节俭，（10）热爱家庭生活，（11）和平主义，（12）知足常乐，（13）幽默滑稽，（14）因循守旧，（15）耽于声色。
但所有这些品质又可归纳为一个词"老成温厚"。这些品质都有消极性，意味着镇静和抗御的力量，而不是年轻人的活力和浪漫。这些品质是以某种力量和毅力为目标而不是以进步和征服为目标的文明社会的品质。
不知道是先有孔儒再有以上中国人的特点，这已经无法考证。然而孔儒的哲学已经和以上大部分特点纠缠在一起，无法分开：孔子一直宣扬仁义、道德。比照一下，以上特点还真的充满了仁义道德的属性。
不知道在孔教出现之前，专制是如何让四海之滨的草民服帖的。孔教之后，统治阶层便有了"孔圣人"的武器，二者一拍即合，贵国便凭空多了众多的道德家和道德卫士。孔老夫子将商周时期的"仁政"发扬得光大无比，于是他宣扬要四海之滨的草民相信，这有刀有剑有兵有卒的政府官员们是仁人礼士。手无寸铁的百姓，竟也拍手称好。兼之，竟然相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的鬼话。
这又是一个讲情理而不讲逻辑的国民社会：凡事要合情理，则无须合逻辑。比如，刑不上大夫；比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后一句语带讽刺，却被中国人自己实实在在地履行着：皇上的三姑六婆是皇亲国戚，一品大员的表哥表侄亦会位高权重，也捞上个三品四品官来当当。这样一直运算下去，九品芝麻官的三姑六婆，亦不会受到亏待。于是，实在没什么有权势的亲戚的人，就只能在这一张罗网之下，苟延残喘，紧张过活，也其乐融融，也不去反抗（偶尔有反抗的，也不过李闯这样的人，到了北京城，自己当个皇帝）。
这是个奇怪的社会，等级森严，却极少有人看不惯。若有人反抗，就会有中国人从来不缺的世故来斥责你，笑你幼稚，正如林语堂所说：
每当人民对他们的统治者表示不满，或者年轻人对父母提出异议时，我们就喊："反了！反了！"意思是说天和地都倒个儿了，世界的未日到了。
这种观念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头脑之中，这种邪恶也不是局限于官吏身上，而是像大榕树的根一样，它把自己的荫凉扩展到所有来到树底下的人身上。我们中国人并不与这种榕树斗争，而是设法钻到榕树的荫凉下面去。
在道德问题不停地被提出来说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历史何其相似，甚至使人觉得这根本就是一种重复：官府不停地宣扬，要国民守法、要有道德，然后官大人又义无反顾地去养个小三。而专家学者们（他们代替了孔夫子的位置，还拿着俸禄）则一直斥责世风日下，然后说服你们，相信仁君的到来，相信仁政即将出现。
真误国误民。
参照阅读：《仁政》选自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