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The trail from Xinjiang），陈东楠，2012
一、命运的切肤之痛
这部长度为35分钟的记录片，讲的是几个小偷的真实命运。
即使是看第二遍的时候，我还是很难从这短短35分钟中找出这片中的三个小偷的命运该如何归类。这种努力徒劳无功。或者导演在拍摄、剪接的时候与我一样，有着类似的疑惑，这三个小偷的命运归结于何种原因？但是这35分钟明显无法给出答案，导演估计也不打算给出答案。
最后，这部电影回到了纪录片的本身，记录了三个小偷的命运：艾力、木沙和小穆萨。
艾力其实是不想做小偷的，但年幼时的他似乎毫无还手之力。他瞪着眼对镜头说，“我跟他们说，我不干盗窃，我不想干。那个老板把我按在地上，把那个盐放在流血的地方。受不了，你知道吗？“
就在片子的开头，艾力说“死了以后，神会来惩罚你的，好事做多了，会进天堂。坏事做多了，进地狱”。接着他又说“请求神宽恕我吧，我干了这么多坏事”。
片子到了这里，神会宽恕这个小偷么？
木沙14岁的时候离开家乡，被人骗去打工。没想到老板是让他去偷窃。第一次偷的时候，手特别抖，浑身都在抖，被人发现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想，就想怎么跑掉。
一个14岁的孩子，在异乡要摆脱成年人的控制似乎难上加难。不要被电视剧里的主人公骗了，作为普通人的木沙、艾力他们根本没有电视剧里主角那样幸运，我们也就更加无法去苛求他们要生出逃跑的勇气和智慧。
艾力的真实经历印证了这一点。
9岁的时候，艾力和哥哥离开家乡。首先，他们把爷爷的牛卖了1700元。半年后，他的哥哥把他买了3万元。
对着镜头，艾力继续瞪着眼说“我的哥哥，15年没有见面了。如果他再出现，我弄死他”，他尽量用自己的所学不多的词汇来组织句子“我在这里呆了十几年了，我的性命都完了”。
那时候，艾力已经被查出因为共用注射针头罹患了艾滋病。
同样，小穆萨的命运殊途同归得让人绝望。
小穆萨很小的时候就离家。然后被老板注射了毒品，自此有了毒瘾。之后，他便控制去为“老板”偷东西。十几岁的他说“我对生活不好，生活也对我不好”。这个不好的证据之一，就是他有一次偷东西被警察抓住，然后他只好使劲抓自己的头发，直接连头皮一起扯掉了一块，警察于是就放了他。
而这似乎成了他的脱身之法——50多天前他也是这样做才让警察给放了的。在说到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劲地觉得后悔，一个劲地说痛。
那种痛或者就真的是切肤之痛。
二、“这是我的命，我不想死”
相信很多人都会痛恨小偷。片中的佳泉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如此。
佳泉是当地的一个叫“反扒联盟”的志愿者组织负责人。顾名思义，佳泉和他所在的志愿者组织其实就是小偷们的“野生天敌”。
但最终，如果说还有人在乎艾力他们的话，却只剩下佳泉这个“野生天敌”。
再一次，艾力被警察抓住，他只好吞下刀片（用透明胶布裹上，把刀片磨钝）。当艾力感到不舒服，要去医院拍片的时候，只有佳泉和木沙出现了。
这一幕就像绝望沙漠中的一小片绿洲：在经历残酷命运之中，总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希望的。
所以，当画外音用木沙的声音唱出《从头再来》的时候，似乎就是艾力们在绝望命运里，想从头再来一次的恳切。至少“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人爱”。
小穆沙最终还是继续做小偷。而那个绝望地说“万一哪天就算自己死了，也没人知道”的木沙最终戒掉了毒瘾，他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不是做小偷——但罹患了艾滋病这一个事实是他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而艾力却死了。
“原因不明，无尸检报告或警方调查”。
佳泉，作为艾力曾经的“野生天敌”，却是“惟一试图调查（艾力死因）的人”。
看到这里，几乎让人忍不住要大哭。
三、命运是可以被改变的么
1）命如草芥
在我看完了这部纪录片之后想，如果艾力他们的身上没有了那个深深的地域烙印，他们的命运会是什么？被自己的亲人出卖，被人拐卖，这些事实在这个曾经对人贩子严苛的国度里，是不应该被漠视的。
但因为他们是小偷，他们被拐卖、虐待的童年生活，在当我们再度谈起他们的时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有一天谈起他们，我们会在他们的名字前加什么定语？只是小偷，还是几个命如草芥的人？
他们死了，只有作为“野生天敌”的佳泉在乎。
2）单一身份遮盖了问题的本质
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中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作为知名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阿马蒂亚森持有的是印度国籍（至今如此），在进入英国海关的时候被几经盘问。或者在英国海关看来，一个印度人的进行非法活动的嫌疑极大。
在这个英国海关人员的认知体系中，仅仅以“印度人”这个单一身份来检视阿马蒂亚森，并将“印度人”与“值得盘问”等同起来。
要知道，在越来越多样性的社会里，人的身份是多样化的。单凭国籍、民族、性别、肤色去判断一个人是愚蠢的。
而当一个社会问题出现的时候，如果仅凭单一的身份认知（俗称打标签），则更容易遮盖了问题的本质。
比如，当我告诉你艾力他们恰好是新疆人的时候，你对这三个小偷的态度是否有所变化？而不管艾力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什么民族的人，假如他们小时候也被拐卖、虐待、被迫患上毒瘾，那就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非让很多人噤若寒蝉的所谓“民族问题”。
因此，在理解艾力他们的身份时，不妨把他们身上的多样性列出来，艾力他们是：被拐卖的儿童受害者、被幕后老板控制的小偷、少数民族、艾滋病患者、新疆人。
但是似乎解决问题的人从上到下热衷于单一视角，或者说干脆简单粗暴，直接把产生问题的、提出问题的人解决了。
问题的根源始终在那里，命运似乎从不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