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到2017
2000年，千禧年。一个时间节点被人为地赋予了诸多的意义：乐观、平和、富足，不一而足。人们怀着普遍的乐观主义去看待新纪元的开始。就像多年前梁漱溟回答他父亲“这个世界会好吗”的问题时，用的是“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那种乐观。
朴树似乎怀疑这种乐观。于是他在《我去2000年》里用戏谑、嘲笑来怀疑，怀疑的对象从自己到被号称为新纪元的生活，怀疑自己和世界是否会变得美好。但同时，朴树又不忍心太过于绝望，劝着自己的同龄人：“关于未来，请你坦然，不要离开”，而且也不忘激励自己“我是金子，我要闪光”。
到了2017年，已经没有人再去问”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样的问题。因为答案就写在网络上：世界在往糟糕里转变——书本上/纲领里所应许过的美好变得虚无，不管怎么样的价值观都像一出骗局，生活似乎更为艰难：工作压力、环境问题都扑面而来。用以对抗这些艰难的，是我们厌恶的鸡汤还是同样性质的毒鸡汤？
“草东没有派对”（下称草东）站了出来，也同样怀疑着自己和这个时代是否会变得美好，但他们不是揭穿这虚无和骗局，而是单纯表达愤怒、无力、虚无，最终指向的是自嘲与不屑：“请别举起手枪，这里没有反抗的人”、“ 你看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啊？那东西我们早就不屑啦”。
从2000年到2017，从朴树到草东，同样的青春似乎从“不乐观还不至于绝望”到“无所谓的绝望”中滑落。
▲ 朴树
从嘲笑到自嘲
从豆瓣对朴树的访谈开始，他的形象在我所在的社交世界里处处刷屏。根据“你所关注的，都是你所选择的”原则，朴树的视频、新歌，在社交上帝（Social God）看来，我就是他的完美受众。
尽管如此，我依然没有兴致点开他的视频、新歌。因为纵观《我去2000年》之后的朴树，我宁愿在记忆里只保留2000年前后的他的音乐。
究其原因，我怕朴树会变成他嘲笑过的人——在《我去2000年》中，朴树嘲笑那些“后来摔了跟头，老了，就变得谨小与甚微，就忘了梦想只乞求能够平安地活着”的中年人。如果真的如此，那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心碎？
然而草东似乎没有这些顾忌——在他们的第一张专辑里，就尽情地嘲笑着自己。
草东嘲笑自己，“原来自己那么丑陋”，顺带表述了“他们扔了你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人类”（《勇敢的人》），就像一句“废人宣言”，更像是对自己以及和自己一样的人说，让他们去吧，我们不是一类。这个姿态，以至于台湾的乐评人/媒体人把他们当成了鲁蛇世代的代言人。鲁蛇何物？就是英文Looser的音译。
写到这里，不由得让人想到了当年花儿乐队。那时期的大张伟尽管还未成年，但却堪称最年轻的朋克，到如今，他的朋克只剩下发型。
当然了，如果要避免心碎，我们最好的武器，就是嘲笑自己的无能为力。
▲ 草东没有派对 乐队
八度的悲伤与无力
在听草东的时候，总让我一度想起朴树。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他们都是那种“欢快编曲但配以不那么欢快的歌词”的风格，就像语文老师常告诉你“乐声写悲”的强烈反差那样。
但这个理论在缺乏乐理的支撑。
然后就是朴树和草东主唱的声线的相像：他们在低音的部分的演唱方式，如果不看他们的照片，你会不会想象着他们应该都是有着青春痘的青年？
朴树清泠泠地唱“大家醉了，就我醒着，我真傻”，那种被压低了八度的声音，就是怕被人听到似的。在很多歌的前半部分，草东也是用低八度的、仿佛压抑过了的声音在唱，而几乎每一次，都会迎来高了八度的结尾。
究其原因，在人们高声、欢快地乐观奔向2000年的时候，只要清泠泠的歌声就足够让人听到青年的不同。但在无望而雾霾重重的现在，青年们必得以高八度的声音才能与时下“现世安稳、静好”划出清晰的分界线。
那么，从朴树到草东，不变的或者只是青春的悲伤与无力。
青春，悲哀都一样同
不管媒体或先辈们用各种形容词堆砌到90后身上都不奇怪，就像有人说过的那样，“谁没有经历过一无是处的二十几岁”。如果日历往前再翻上十年，毫无意外的是，媒体和先辈们几乎是用同样的语气和词语来形容80后们。而这之间的惟一变化，大概就是在看起来越来越开放的互联网，反而是越来越压抑。世界的是与非原本还有一条分明的界线，现如今似乎更模糊了。谁也不知道，到底向左还是向右走。
“但那挫折和恐惧依旧”，二十几岁的青春，悲哀都一样同。
在去向新纪元的路上，朴树唱出那种迷茫、困惑、不解：新游戏、新的面具、新的规矩，“别当真，别多问，别乱猜，我没有答案”（《我去2000年》）。而在新纪元的第一个十年之后，草东说“我们在原野上找一面墙，我们在标签里找方向“（《我们》）。
17年前朴树说”在这儿每天我除了衰老以外无数可做“，现如今草东唱着”我们万分惋惜地浪费着“，这些情感似乎都不曾改变。
有一个故事广为传播：小时候最痛苦的游戏就是躲猫猫，因为自己躲得太好，谁也没找出来，就一直躲到天黑。这是一件童年所不能了解的事。
在《大风吹》里，草东有着变幻的叙述立场，除了“那种东西我们早就不屑啦”的第一人称之外，你是否会想起上述那个小时候的游戏一样，有着另一种我们所不能了解的孤独。
“一样的感觉，一样的屈辱”。
再过10年，你猜还有谁会用各种形容词来堆砌给那些二十几岁的年青人？不外都是三十、四十岁的90、80后们。
荒唐吗？悲伤是吧，没有办法，就祝我们都小康吧。
到底是我还是“他们”全疯了
在17年前，朴树还可以弹着吉他唱道”关于未来，请你坦然“，然后鼓励那些”不成熟的，快快地成长；成熟了的，都通通的开放“，感叹生命不长，“那些坏天气，总会过去”。这样既是出于自我安慰，也是出于对当时现实的映照。
带着对中年生活、现实世界的嘲笑和自我的迷惘，朴树只有低八度的呐喊“到底是为还是他们全疯了”。
故事似乎没有变得更美好，世界也更是如此。或者是出于此原因，嘲笑也好，痛恨也好，草东都把这些朝向了自身。理想、目标、退缩、懦弱、不勇敢、不努力、挫折、恐惧，高八度的“杀了我吧”。
而更为悲伤的是，朴树至少会在最后还会挣扎着说“妈妈，我是金子，我要闪光”。草东只是说“什么也没改变，什么也不改变”。
民谣不是赎罪券
中世纪晚期，罗马教廷为了筹集资金，开始授权神职人员四处贩卖赎罪券。据说，领受了赎罪券的人们的罪过就能获得神的赦免。从某种意义上看，这赎罪券更像是人生的万能锁匙。
面对人性的复杂情形，如果你在往下掉，世上是不存在“赎罪券”那样的东西的。在命运和不公面前，谁能祈求一张赎罪券就解决所有问题？
在新纪元的今天，没有这样的事。
所以，不管是那些劝人安分守己的心灵鸡汤还是硬币背面的毒鸡汤，都不是我们所寻求的答案，因为丰富的人性有万千答案。
而不论是朴树的低八度呐喊，还是草东的疯狂自嘲，都只是青春在某一个片段里与现实的相互映照。就像《天堂电影院》中所说的那样，“电影不是生活，生活难多了”。
乐曲、歌词以及现场的跺脚、呐喊，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如果把这一小部分当成我们所有的现实，那无疑是一叶障目，也无异于向命运寻求那不存在的赎罪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