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知后觉的群众，在高华先生逝世后方才想起去阅读他的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网上有很多下载链接）。在向高华先生致敬的同时，这本书的严谨（据说其所引的内容全部来自国内的出版物）也让人获益匪浅。闲话休提，以下是一些读书笔记，事发背景为延安整风前后。
一、毛如何控制媒体
1.以"技术条件的限制"为由，裁并大部分党刊。这其中"大部分党刊"均不属于毛的势力范围内。之后便创办了《解放日报》并在随后顺利夺取了此报的实际控制权（可见技术条件的限制是个借口，不过是权力转换的工具罢了）。
2.确立毛氏新闻学。高华写道（以下着重符号非原著所含有，斜体为笔者解读）：
毛泽东「新闻学」最显着的特征是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的本质，而否认新闻具有超阶级性属性的观点。毛泽东早年对新闻学就有强烈兴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听过民国初年新闻大家邵飘萍的演讲，曾参加北大学生社团「新闻学会」的活动，以后也曾创办《湘江评论》，并一度担任过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宣部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笔。但是，身受五四「自由办报」思潮之惠的毛泽东，并未接受自由主义新闻学的观点，尽管毛泽东一贯喜好阅读政治倾向性较为中立的《大公报》、《申报》等报刊，然而他始终将自己的阅读偏好与出于政治功利而对中共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划分得一清二楚：毛要了解一切公开的和内幕的新闻，而中共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只需知道党要他们知道的那部分新闻。毛泽东的这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新闻观正是通过陆定一和胡乔木的解释，最早在延安《解放日报》体现出来，它以五个核心原则为中心，包含了一系列互相联系的概念：
一、「党性第一」的原则。
毛泽东、陆定-、胡乔木认为，任何报纸都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世界上绝不存在超阶级的客观报道，中共创办的报纸无可争议的应是反映党的政治路线的党报。由于共产党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报不仅应是「党的教科书」，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书」。为了不使人民失望──胡乔木说，「人民的希望就是读教科书」，中共应把党报办成像「章章都好」的《联共党史》那样，使人民能「读一辈子」。 为此，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 举凡一切评论、消息、照片都必须以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为标准而加以取舍和编排，并以党的立场来判断一切。党报绝不是「有闻必录」、单纯报道消息的新闻纸，而是为了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的宣传工具，为了保证党报的性质，必须将党报置于党的领导机关的绝对领导之下。
注释：党性第一的意思是：一切都要为这个服务，任何负面新闻都是不恰当的，所以，必须是"从未发生过"。
二、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
陆定一等提出一个有名的的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 虽然从字面上，陆定一也强调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然而这个「事实」必须置于「革命立场」的统帅之下。于是，陆定一等从列宁那儿引进了「两种真实性」的观点：一种是所谓「本质真实性」即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事实，尽管它尚处于萌芽状态或尚未发生，但从本质上讲它却是真实的；相反，「虚假真实性」只反映事物的「表像」和「假像」，而不反映事物的本质，因此它必定是不真实的。如果以为它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把个别现象夸大成为整体现象」而加以报道，那就必然会犯「客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错误，而无产阶级的「真实性」和「客观主义」、「自由主义」是截然对立的。
注释：就像那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奶"那样，陆定一投其所好，将原本具有普遍性的一件事分开为敌我的范畴。换成日常生活的例子就是：无产阶级的月亮更园，无产阶级的屎尿都要比资产阶级的香。
三、「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
「抢新闻」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恶劣表现，正确的「无产阶级新闻观」将发布新闻的快慢完全服从于党的需要，「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压一下才发表，有的压下来不发表」，总之，一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绝不允许报纸和记者有丝毫的「独立性」和「自由主义」。
注释：独立、自由，这两样属性本应该是普世的，如果违反了这个，那么是不是很反人类？
四、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
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利用」报纸， 尤其要学会运用报纸指导政治运动，在运动初起和达到高潮的一段期间内，集中报道，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注释：在没有网络的年代，报纸、传媒成为人们不多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加之人们对报纸的所谓权威性迷信（因为还没出现更为权威的信息渠道），这就非常不一样了。
五、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
抗战前，《红色中华》报和以后改名的《新中华报》便开始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一部分在报纸上发表，一部分编印《参考消息》，每天印五十至六十份，供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阅读。《解放日报》改刊后，正式出刊了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阅读范围较前有一些扩大。出版《参考消息》的指导思想在于进一步明确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因为群众有左、中、右的划分，党员干部中也有左、中、右之区别。既然人之有区别，在「知」的权利上就不能不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中低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不足以抗御国内外新闻报刊散布的「毒素」的侵袭，因此只有久经考验的少数高级干部才有资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闻消息，干部级别越高，阅读限制就越小，由此逐级而递减。至于一般普通老百姓，为了保证他们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纯洁性，就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党报以外的其它消息了。当然，党员和群众还是有区别的，即便是普通党员，组织上也会给其比普通百姓多一些的信息，这主要通过阅读党内读物，听上级的传达报告来体现，以显示党员在「知」的方面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只是一般党员「知」的权利和高级干部相比，早已不能以道里计。
注释：新闻/信息在这里已经属于带有禁忌色彩的产品了，就像那句话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实际上，毛泽东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与王明、博古等并无实质性的分歧，追根溯源，毛泽东与王明、博古一样，师承的都是列宁──斯大林的新闻理论，只是毛泽东比王明、博古更加党化、更加斯大林主义化，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斯大林。与毛相比，或许博古所受的五四影响稍大一些。早在1925-1926年，博古就曾在其家乡无锡和上海主编过一份影响颇广的政治刊物《无锡评论》。 1941年5月，博古将边区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调入《解放日报》，放手让其主持文艺栏，正是由于博古的宽容，丁玲才有可能在1942年的《解放日报》上推出王实味、丁玲本人，以及萧军、罗烽、艾青等人撰写的一系列批评性的杂文和短论，及至《解放日报》改版，所有这类「暴露性」的言论被斩草除根，彻底实现了毛泽东所要求的「舆论一律」。毛泽东所达到的对新闻的垄断，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斯大林都难望其项背。在文网严密的苏联报刊，偶而还有几篇批评官僚主义的小品文问世，而在延安，1942年后的报刊上已不复有任何「暴露性」的文字。在抢救运动期间，延安还揪出了一些「写不真实的新闻」的「特务分子」。
在这里可以看出，毛的分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毛和一般人（一般党员和群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说到底就是敌我双方）、金字塔党员格局。在分类完毕之后，新闻媒体的"政治功利性"的工具属性就被毛运用得充分而彻底：那些是你该知道的，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新闻学规范"被一直沿用至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GFW会出现：作为最底层的人，你不该知道那么多。
二、毛如何控制青年
关于这一点，高华并没有专门论述，而是描述了毛的思想革命等方面。而其实发动所谓的思想革命之后，形成了冠冕堂皇的政治思想高压，不管是青年还是老年，都能被其拨弄于股掌之间。
毛泽东的思想革命包含了四个重要原则：
一、树立「实用第一」的观点，坚决抛弃一切对现实革命目标无直接功用的理论，把一切无助于中共夺取政权的马列原典一概斥之为「教条」。全力破除对马列原典的迷信，集中打击中共党内崇尚马列原典的老传统及其载体──党内有留苏经历的知识分子和受过西方或国内「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的精心引导下，中共党内最终形成了熟悉原典有错、少读原典光荣的新风尚。
二、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为集中打击俄式马列主义，毛泽东在短时期内借助党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围剿留苏派，一经利用完毕，毛迅即起用已缴械投降的原留苏派，联合围剿党内残存的「五四」影响。
三、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观念系统化、理论化，并将其贯穿于中共一切思想活动。
四、把宋明新儒家「向内里用力」的观念融人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理论，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培养集忠顺与战斗精神为一体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基本范式。
在这里，个体是不存在的。
1938-1939年后，随看国共关系的恶化，延安与外界的联系基本中断，在封闭的环境下，延安的社会气氛和精神生活领域开始出现重大的变化：
一、毛泽东有意利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带回的斯大林「反托派」精神为己服务，放纵康生在延安营造「肃托」精神恐怖，青年知识分子无端失踪的事件时有所闻。伴随「肃托」阴影的扩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逐渐升温，延安各学校原有的自由讨论的学习活动渐渐转变为对毛报告的歌颂，广大知识青年的主动性逐渐消失，自赎意识与沮丧感日益蔓延。
二、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逐步完善，新老干部的冲突逐步表面化。在任弼时的督导下，1940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党推行，舞会成为延安高级干部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领导干部的安全保卫工作已制度化。各单位的领导多由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担任，知识分于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受到严厉的指责，批评知识青年的词汇，诸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愈来愈经常出现在报刊和领导干部的口中，成为笼罩在青年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低气压。
三、恋爱自由逐渐受到限制。「杯水主义」现象显然与差序等级制度相违背，作为一种「时尚」它在1939年就告结束，而代之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
基于此，可以大体总结一下毛的控制思路：
1.树立实用第一的原则。这使得当初靠基层农民暴动发家的毛成功上位：因为他比谁都清楚什么是最实用的。所以，知识分子在他的手里不过一枚棋子，可以让其过河冲杀，也会弃之如帚。
2.扼杀个体存在，倡导集体主义、集体荣耀，否定自由、民主。这一点尤为厉害：试想，谁敢贸然抚众人逆鳞？
3.确立"农民是革命军主力"观念。这个意思就是说：知识分子不是主力，而是另一群。继续延伸，就是：知识分子随时都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所以到了后来就出现了"文革"中的"臭老九"。（"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引自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5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
关于毛的反智，高华写道：
从表面上看，毛氏党文化观竭力强调文艺的社会和政治功用，与中国文学中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文以载道」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文艺的审美功能，将文艺等同于试帖课和八股文。毛泽东在这里将「文以载道」夸大到极端的地步，同时又吸取了明清颜习斋等鄙薄读书人的反智思想，结合斯大林主义，最终建立起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共官方文艺路线。一言以蔽之，毛氏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将文艺视为图解政治的宣传工具，将文艺家看成是以赎罪之身（身为知识分子的「原罪」）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战士」。
4.等级观。像帝王朝的森严等级发生在过去一样，延安的等级只不过是改头换面发生在现代而已。
5.作为补充，创造各种"主义"形式的词汇：苏修、托派、小资产阶级清的、杯水主义……这些词汇的特性就是假大空，无法深究，解释权只归毛个人所有。所以就出现各种反复无常：一下百花齐放，一下就整风开始。1949后，就出现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所谓双百方针，接着，反右、文革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