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
本文受到伟大的阿马蒂亚森启发，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盏明灯。
零、引子
这是一个“民不畏死”但又奈何“以死惧之”的时代。在这一部分“不畏死”的人当中，绝大多数人心里满怀的是绝望。但我们今天要提到的是那一部分内心不绝望的狂热者，他们就是这个世界的毒瘤：恐怖分子。
但我所注重的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骂恐怖分子，而是站在平地上试图探讨大部分恐怖分子的来由——因为恐怖分子的形成，除了“恶魔”的指使，还有社会环境、个人因素、政治（政策）环境等条件促成他们走向反人类之路。而这些条件，大部分都跟人类的政府有关：社会环境是政府塑就的；政治政策环境是政府创造的。
换句话说，且来看看人类的政府（不管是选出来的还是枪杆子打出来的）是怎样把一个普通人（这个人肯定不会是本·拉登这样的富家子弟）逼成恐怖分子的。
一、身份划分
人类社会在有了自我意识之后，就开始有了身份意识。比如“自我”、“他者”这样的概念出现，就是一种身份划分。
而政府世界上最大的权力实体，则最喜欢将人按各类身份划分。比如将人划分成各类民族，划分成各个宗教的教徒，或者说就胡乱按一个名号：异议分子、暴徒。这样的划分简单易懂、直接方便。这样的划分或许有其便捷之处，比如可以按民族来放假什么的。
但是这样的划分，如果偷懒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人们惟一的身份标签。比如一个维吾尔族人，他/她一生下来就是这个标签，以后他/她带着身份证在中国各地行走，都会被人——至少是被政府看成——他/她只是一个维吾尔人，而他/她背后的身份诸如：大学教师、著名学者、NGO从业者、摄影家、作家等就会被忽略不计。而政府就是按照这样的划分来制定政策的，而执行政策的人又不能违背它，于是就会出现：对不起，你这个民族不能上网这样的事来。
再有，有些政府（如欧美）可能会把人按照宗教信仰来划分，在他们眼中世界是这样的：基督世界、伊斯兰世界和其他世界。既然人群就按照这样划分，那么政策也得按照这样划分，平时一想到中东，就会想到伊斯兰三个字。于是政府头头们也不跟中东的公民组织、民间团体等会面，全跑去跟伊斯兰领袖会面了。
那这样有什么问题么？
这样的划分就是把某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比如民族、宗教身份）看成是包罗万象的身份，而忽略了其他身份。在民族身份上还好，可能不会出现原教旨主义者（我错了，有卢旺达大屠杀的案例）。而在宗教身份上，这个问题就大了。因为在宗教身份上，即使同样是穆斯林，在各个地区还有不同的区别，而且，人类具有的广阔人性，一下子就被一个宗教身份给淹没了。伟大的阿马蒂亚森警告过：将宗教联系看做是一种包罗万象的身份，将会（让政府、社会）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
代价是什么？
二、身份认同
顾名思义，身份认同就是个人、群体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当强大的权力实体将人按照宗教相关的身份来划分人群的时候，将会产生按宗教身份来制定的政策，这样的政策会让更多的本来具备其他身份（各类不同范畴的身份，如公民、学者、政府官员）的人被人为的聚集到一起。
被聚集到一起的人，在被告知他们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宗教相关的身份，如穆斯林，如基督徒。这促成了他们对自身身份的极大认同。这样的后果是：
1.他们将失去与其他群体、人沟通、交流的机会。以宗教身份为聚集的群体，是很少有异样的声音的。
2.人为地夸大了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差别（比如隔壁老张可能不是穆斯林，这本来没什么。但在被以宗教身份划分之后，就会让隔壁老张戴着“异教徒”的标签），割裂与他人间的联系，差距更大。
3.人们只能有单一的身份认同（被外部、内部强化），其他身份被人为忽略（被政府，也会被他们自己）
4.由于政府热衷于跟宗教领袖对话（说的就是欧美），让宗教声音更加强大。
5.人们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因为你就是一个这样的教徒，政策规定你不是其他。
他们像一个孤岛一样，被政策、政权、普通人、他们自己孤立。这就是按照宗教身份来划分人群并制定政策的政治代价的前奏：单一的身份认同。
三、恐怖主义者形成
恐怖主义者中的大部分人，不是一下子就成了恐怖主义者的。在在单一的身份认同的情景下，如果没有遇到触发因素，很多人是不会变成恐怖主义者——这里说的也是反人类者。
而原教旨主义者（百度百科居然说伊斯兰没有原教旨主义者，真是误人不浅）就是众多触发因素中危险的一种。原教旨主义者们可以通过简单的煽动就可以纠集一批具备单一身份认同的人。他们的话语其实都差不多一样，就像卢旺达大屠杀中的那样。胡图族军政府煽动胡图族人，屠杀了图西人。在卢旺达政府控制的媒体鼓吹下，许多胡图族人着迷于名为“胡图族权力”——在卢旺达军政府的努力下，胡图族人成功地成为单一身份认同的群体。只要经过一个导火索（假如这个群体的人宣传，异族人杀害我们的妇幼），屠杀就可能发生（阿马蒂亚森记载1944年在达卡发生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就是如此。而阿马蒂亚森没记载的1946年，印度穆斯林对印度教徒进行了反扑）。
另一个触发因素就是：不公平。当不公平发生的时候，有人选择了沉默，有人可能会变成暴徒。
而沉重的代价是由谁来承担？作为只具备单一身份认同的人，在他们眼里，他们自己是一个群体，而其他人——群体外部的人，则是另一个群体。如果有人唤起敌对情绪，那么另一个群体其实就是敌对的。在他们的眼中，世界丰富的人性根本就等于没有了：他们都是异教徒，他们都是压迫者，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都是外族人……世界陷入黑白之中。
四、如何防止恐怖主义者形成
一个人要变成一个恐怖主义者，跟个人自身和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当个人的能力薄弱的时候，外部环境就极其可能是我们要归咎的因素。原因如下：
1.作为政府，必须为公民提供安全的环境、公平的参与政治、经济活动和获得教育的机会，这样保障了一个公民的能力可以变得强大起来（有经济能力、思辨能力）的环境；
2.不以民族/宗教身份来划分人群，制定政策，给予宗教自由；
3.给人们以选择的自由——这是在有选择的基础上的。因为即使是在宗教身份压身的情况下，人们还是可以选择哪个身份对他/她来说是更重要的。在广义上说，可以让人们自由选择定居（一定程度上）；
4.即使不得不以民族来划分人群，制定政策，那也要给予民族彼此间的交流、沟通的空间，消弭彼此的误解。但这里的悖论是，如果以民族为划分人群、制定政策，则必定造成彼此间的疏离。
五、那些愚蠢的做法
任何凸显人的某一单一身份的政策、做法，都是愚蠢的。因为这与人类丰富的人性背离。
阿马蒂亚森提到，在英国，一些地方开办以宗教为名的学校，比如天主教学校、穆斯林学校。这样的学校其实就是给予儿童一个单一的身份，从小就培养了他们的偏见。“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培养青少年在面对复杂情况时能理性地选择”。
而那些以宗教为中心伸展开来的政治谈判、政策制定，都是愚蠢的。因它们强化了“宗教”这个角色，因而可能忽略“公民”这个角色。更严重的是，它们可能会强加给部分民众一个单一的身份，然后迫使他们走向另一个极端。
六、谁的责任
在遭受恐怖袭击之后，只是简单地谴责恐怖分子，抓捕恐怖分子而不去寻求根源的做法，就是一种堤外决堤堤外补的做法，是对民众生命的极端不负责的做法。
要追寻根源，不妨这样去做：
1.是什么成了导火索？是因为不公平么？如果是，不公平又是如何产生的？
2.是偏见么？如果是，是什么造成了偏见？是政策造成的还是？
3.为什么是他们？他们是没有理性选择能力的人么？为什么？是缺乏教育机会还是缺乏教育环境？ ……
如果要确定责任，那会是谁的责任？
1.谁制作了不公平？民众参与了么？
2.谁参与了偏见？（民众是否也参与了对某个群体的偏见，进而形成一定的、巨大的舆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