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尹吾的时候我没有对他说“你是我正式采访生涯中的第一个音乐人”。
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是,我似乎从没有把尹吾当成一个音乐人,另一方面我大概是怕他看不起。在采访完之后,前者似乎是对的,后者则是没来由的担心——在采访的过程中,尹吾就像是一个街头巷尾碰到的中年邻居一样,如果对比上他的照片,他就更普通、和蔼了。
知道尹吾是十多年前听王凡瑞的《青春》——那张被麦田音乐正式宣布为“红白蓝”中的“红”——的时候。某个人不经意的一句提起,让彼时年轻的自己遇到了陪伴十几年的音乐,堪称鬼使神差般的幸运。幸运的意思是:在青春的一部分情感上,找到共鸣。这种共鸣堪称是某种意义上的精神陪伴,也算是让人在穷街陋巷里奔袭、为口奔忙、疲于奔命而继续坚持下去的部分原因。
其实在知道可以采访尹吾的时候,我并没有马上应承下来。这一方面是对过去青春岁月的郑重其事,一方面是出于对采访、采访对象的尊重——我怕自己承担不起。
采访之前的信息收集发现,所有关于尹吾的消息都是只言片语——即使是号称专访的某篇杂志报道——加上某个信息进行无限扩大。拨开标题党的迷雾,几乎找不到更多可用信息。在这一点上,我差一点就同意了“这就是公众号自媒体时代的特点”这一说法。最终的采访表明,被炮制出来,被津津乐道,被传播的那些文章里,都是对过往信息的加工——或者说是加上最新最流行的滤镜。
在采访中,尹吾好几次对于音乐人这个身份的讪笑自嘲、“对于自己处于食物链末端”的股民身份清醒认识,以及对于“改变命运”的执著,几乎贯穿于他的成年人生涯。从这几方面看,尹吾无论如何都是那个普通的中年街坊,但却对改变自己的命运孜孜以求。
有好几次,尹吾都与我说起对社会、国家的想象,对80年代、90年代青年的看法。这种想象和看法像无形的烙印一样,不时地从他的言语中呈现。如同一个80年代的知识分子那样,怀抱着比生活更宽广的胸怀。这种胸怀,纵使附带着中年发福,也要比中年犬儒要珍贵得多。或者也正是这种胸怀,他才继续有那种“浓到说不出”只能唱出来的音乐。
要将尹吾与其他音乐人区别起来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你可以说是演唱风格、歌词风格、编曲风格的异质性让他与众不同。而归于根底处,在于大家欢呼新世纪迎接新盛世的时候,他的思考方式依然浸泡于曾一度辉煌、一度自由的1980年代,以及他自身的经历。
对于音乐,时间大概是最好的听众。一张发布于近20年前的专辑,开初时响应平平,时间倾覆于其上只是增添了它闪耀的光泽——每一年,《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的听众都在增加。而彼时大多数辉煌一时、喧闹非凡的音乐专辑,却如同命定一样被时间忘记,被时间掩埋。
幸与不幸,无数的少数人的青春、生活因为尹吾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而产生独特的共鸣,然后我们依然需要各自转身投入到以“改变命运”为名的历史洪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