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一年我第一次以成年人的身份目睹了一场家暴。
那是一个西南边陲小城，贫穷、民风彪悍，加上临近边境，HIV 肆虐。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所在地，我对此毫无所知，似乎也没有选择。
家暴发生在我们租住的房子里。那是一个新房子，我们租住在三楼作办公、四楼作为卧室，屋主和她的女儿、她的家婆住在一、二楼。在我们疲倦地从村里回到三楼正准备加班的时候，楼下传来女孩的哭叫声，接着是屋主的咒骂声。
我跑下楼去，看到屋主正在打她的女儿。旁边站着她的婆婆，手足无措，嘴里念叨着什么，却像是找不到插口的地方。看到我出现，婆婆似乎找到了救星。
然而我还是被吓到了。屋主阿姨感到异常愤怒和失望，一边骂她女儿肯定会跟她爸爸一个样，一边劈头盖脸地继续打。我忘记了自己哪里来的勇气：跑上去和阿姨讲道理，把那个刚上初中的女孩拉开。
因为接下来的事，我忘记了当时我对阿姨讲过什么样的道理。
听婆婆说，这个新房子是经她媳妇一手努力建起来的，而男主人彼时已入狱两年了。
我继续回到三楼加班。烦躁中同事打开了一首歌，我们把门关上，和着黄舒骏的声音唱道“ Madonna还是我们呼风唤雨的娜姐/Paul Simon的脸苍老的令人心碎”。
烦躁青春中的我们，以为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我们对这些事毫不在意。
二、
五一假期。杭州的凌晨，我的火车是夜里抵达的。
因为没有地方可去，我和一个女孩、一个中年男人坐在火车站广场上的长凳上等天亮，等公交来。我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或者是因为年轻，女孩几乎和盘托出她的经历，她说她来自宜春学院，学的好像是临床医学，又或者是营销管理，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哦，在读大专”，那个中年男人说，他是某个制造业外企的员工。
在凌晨的夜色中，不知道他在我介绍自己的时候有没有显露鄙夷我的神情或者语气，都让我记不得。因为另一件事正在进行着：男人在向宜春学院女孩介绍着杭州值得去的地方，介绍完了还顺便邀请她一起。女孩似乎要被说动了心。
男性是奇怪的动物。我甚至忘记了女孩的脸是怎么样的，但却记得彼时被不服输的荷尔蒙驱动着，用尽生活中学到的旁敲侧击和电影中暗示，希望女孩要慎重。
我很快落败下来，我发现所有书本知识都不管用，我说不过那个中年男人，我也不会邀请女孩和我一起玩——尽管我彼时孤身一人。
我不再说话，天要亮了，我提前离开长凳。
背着包，我第一次感觉到无处可去。
三、
中学时班上有个很漂亮的女同学，近乎是校花。
她和我一样坐在第二排，常受老师眷顾。她漂亮、听话、乖巧，加上成绩好这件事，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幸运事都发生在她身上。这自然会让不少青年人蠢蠢欲动。但是她似乎家教极好，上课时总是紧抿着嘴唇，眼观鼻，鼻观心。下课时也是玲珑剔透地坐在位置上温习。
我时常看着她，像看当时世界上最昂贵、最漂亮的服饰一样，不可触碰，更别提想入非非。整整三年，我都在羡慕她的聪颖，羡慕她衣食无忧，总之，羡慕她的好运气。她始终是个好学生。逢节日的时候，她总会被叫去排练几个节目，她会跳舞，她是领舞。
在分别的时候，我在想，像她这样的幸运儿，未来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的？
高考之后，我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家乡到省外去。她考入了一个省内的一个学院。
命运或者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发生转变的吧。
再听到她的消息分别是：她回到了县城，成为了某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她嫁了个普通人、她生了个小孩……好吧，看到这里我以为这就是世间幸福故事的范本。
幸福故事是什么？彼时的我以为幸福就是一望到底的生活，可以预知，可以掌握。
某次打开遗弃已久的QQ，弹出了一个消息：她的孩子因为某个罕见病需要动手术，希望大家伸出援手……
生活是随机的残酷。
四、
人们在青年时期常常爱说，总有一天，我要到远方去，这个所谓的远方，不是指另一个村子，另一座山或另一个盆地。远方这个词，意思虽然诗意朦胧，但具体起来，却是指另一个会使他幸福起来的地方，会使他有种种机会战胜命运，进而不是退，放开而不是关闭起来，不再什么事情也不发生的地方，这指的就是城市。
——于坚《棕皮手记》
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小城，去另一个城市。那个屋主阿姨据说离开了她新建的房子，和婆婆的儿子离婚，带着她之前打过的女儿。而那个在吃饭时给我夹过鸡腿的婆婆则只能一个人住。那个宜春学院的姑娘，我再也没有任何消息——我们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那个中学女同学，我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在读到于坚的《棕皮手记》的时候，我开始在想，她们在青年时有没有一个去远方的念头？至少在城市里她们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十多年后，我在城市里唱着“天才就怕不够天才 坏又不够坏”，想起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