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读书偶得（3）：折叠如此为那般
这一本《非常道》，看了下自己的Blog记录，才知道是从2007年8月就开始（甚至更早）读，一直到了2009年才把它给读完，看来这个效率是非常低。
期间读书时，常会看到一些值得记录的句子，于是想要记录下来，结果发现这本书是朋友借的，而自己身旁又没有其他的本子，于是也不知道该如何记录下来。后来就只能用最原始的记录方式，将书页的角折叠起来，留作以后整理。
可是问题来了，这本书的阅读经历得太久了，今天再度翻阅，竟然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何折叠那一页。因为看了半天，在今天的我看来，那一页真的是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记住的。这多像一件我曾经以为多么值得去做的事情，结果没有做成或者即使做了，今天再去回头看，唉，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花时间去做的。不过，一切都已经晚了，我是无论如何也回不到当初的自己，对着自己说，你不能这样做，或者不需要这样做。当然，如果人都活得如此通透，还有意思么？以下一些小段的东西，来自《非常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余世存著）
陈果夫临死前，总结一生，认为自己主要做到以下几点：住繁华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管钱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读书未曾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P96-97）
有一次，曹禺见吴组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锺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当时清华图书馆藏书很多，中文洋文均有，整日开放，但许多同学都摸不到门。吴组缃听罢，随即走到钱锺书的桌边，请他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钱锺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桌上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组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40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直到解放后，钱锺书还爱考问吴组缃：”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组缃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P106）
1929年，训政时期，党国治下，胡适写了《人权与约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论自由，于是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发难，接着好几个省市的党部亦呈请”严予惩办”，最后在政府的训令下，由教育部长蒋梦麟签署了第1282号”训令”，撤免胡适中国公学校长之职，理由是胡适近来言论不合”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等。胡适读了”部令”，便给蒋写了一封回信，称”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会’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P112）
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学生请蔡元培先生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郑天挺记得，蔡先生很快给了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P113）
1951年7月，中共三十年建党大庆，大家都在报上发表一些回忆庆祝的文章。因为张东荪自中共建国后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叶笃义劝他在这个机会写一篇。张拒绝了，他说，他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P115）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跟”秀才”们坦言，他40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之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在江西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毛泽覃发脾气，甚至要动手打人，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你毛氏宗祠。”（P139）
1962年，杨振宁与父母在日内瓦见面，当时杨子美国，很少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形。杨父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的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杨母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P139）
贾植芳跟胡风感情极深，胡风逝世之后，他极为悲痛，在追悼会上号啕大哭，不能自制。但他认为，胡风有忠君思想，并为此所累。他挽胡风联说：焦大多嘴吃马粪，贾府多少有点人道主义；阿Q革命遭枪毙，民国原来是一块假招牌。（P140）
阿城说：我的许多朋友常说，以中国大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酷烈，大作家大作品当会出现在上山下乡这一代，我想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本质是狭窄和无知，反对它的人容易被它的本质限制，而在意识上变得与它一样高矮肥瘦……又不妨说，近年评家说先锋小说颠覆了大陆的权威话语，可是颠覆那么枯瘦的话语的结果，搞不好也是枯瘦，就好比颠覆中学生范文会怎么样呢？（P140）
辜鸿铭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P142）
李大钊说：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最艰难的时候改造国运。（P142）
晏阳初说：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国家必须认识到，只有当贫穷的人民和贫穷的国家满足了，你们才是安全的。你把这种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P146）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道：”我对这个世界贸易什么好说的。”（P146）
张中晓说：”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唯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P147）
1924年，于右任诗：”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民生数十年。”（P219）
1928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全面实行”一党专政”。学界就政体形式问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很多人证明这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合国情的。钱瑞升、陈之迈、吴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赞成”新式独裁”。周海佛说，国民党的独裁不是少数人或一阶级的独裁，而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它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P230）
陈璧君被捕后，坚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P232）
林语堂好刻薄，他曾说：”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P232）
“大跃进”期间，杨献珍到河南调查。当时的河南省，据报纸报道，样样都好得不得了，居全国第一，号称千斤省。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钢铁卫星，一个一个放，好不热闹。某卫星公社小麦亩产吹到7320斤。杨到下边一看，卫星全是假的，普遍营养不良，人人患有浮肿病，还饿死了不少人，杨献珍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多一条打狗棍嘛！”当时河南”假大空”名正言顺，干部的基本功就是要学会弄虚作假，在河南省党代会上，一个县委书记发言说：”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式；不虚报，就与群众脸上无光荣……”杨献珍跟河南省委辞行时，省委书记腆着脸说：”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杨说：”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
他们说